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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洋：我们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工具 |
《经济观察报》姚洋：我们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工具
发布日期：2019-10-07，经济观察报/记者李思
北大的毕业典礼上，姚洋鼓励毕业生：“去做一个唐吉诃德吧，当今的中国，充斥着无脑的快乐和人云亦云的所谓醒世危言，独独缺少的，是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勇士。”
“中国总是要有一两个这样的学校，他的任务不是培养人材（善于完成工作任务的人）”， “这个世界得有一些人，他出来之后天马行空，北大当之无愧，必须是一个”，姚洋讲得意气风发，我们的谈话结束后，他马上要参加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下称“国发院”）新一届学生的开学典礼。
姚洋是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北大国发院的前身是林毅夫、易纲、海闻、张维迎、张帆、余明德6位海归经济学博士，于1994年发起组建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自2012年起，姚洋开始担任国发院院长，谈起国发院，姚洋满是骄傲，如今国发院已经发展为教学项目跨越政（南南学院）、商（BiMBA商学院）、学三界，并且自2016年起开始招收本科学生，同时还是中国的一个重要智库。在姚洋看来，国发院未来比肩的是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治学院。
1982年进入北京大学地理系学习，改变了姚洋的命运。中学就读于西安西郊一所厂矿子弟学校，北大让他看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随后，姚洋进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前身管理科学中心攻读硕士研究生，机缘巧合之下他进入了经济学的世界。跟随者时代的大潮，成为留美博士，却又出人意料的选择回到北大任教。
2012年，姚洋接棒自己的老师林毅夫、周其仁，担任国发院的院长，姚洋领导下的北大国发院秉承了北京大学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学风，支持问题导向的研究，鼓励老师和学生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致力于学术与现实的结合，并积极推行博雅教育。
姚洋喜欢从历史的纵深看问题，他在《我的革命史观》一文中写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1840年被迫开始，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完成现代化，我们这些人也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工具。”
几年前，在总结自己学术道路时，姚洋援引了林毅夫教授在回国时的一段话：“我们之所以回国，是想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正在书写历史！”
【与北大的不解之缘】
姚洋曾说，“上北大”是这辈子最感到骄傲的决定。北大之于姚洋，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自1982年高考考入北京大学，北大便成了姚洋工作之地的不二之选。做学术是姚洋的理想，于他而言，北大就是做学术的最佳选择。
农业经济学是姚洋在博士阶段以及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方向。出生于西安的姚洋，童年在江西农村老家间断的生活了9年，这段经历让他对中国的农村有着不一样的情感和认知。姚洋中学就读于西安西郊的一所厂矿子弟学校，西电二中，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教师。
在那个工程师主导的小世界里，到西安交大学习工科是父母对姚洋的期望。但是内心希望学习文科，并且想要出去看看外面世界的姚洋，高考志愿报了北大的经济地理专业。那时，对于姚洋来说，北大只是一个遥远的名字，他对经济地理也还一无所知。
一心希望儿子学习工科的父母，在高考报志愿当天，追到了学校。最终要感谢政治老师江老师，他说“学什么专业不重要，去哪个学校更重要”，父母也信任见多识广，父亲是老革命的这位江老师。直到今天，北大毕业的姚洋仍然认同，学校比专业更重要。
“我们那个时代读大学，一点压力都没有”，专业带来的限制很少，大家更专注于对个人兴趣的追求，同学间没有太多的竞争，学习成绩主要是天分的比拼。由于当时各个学科体系尚未建立，留给学生的选择空间很大，学生的天性得到自由的发展，可以遵从内心选择分配时间，喜欢运动的有时间训练，喜欢音乐的可以搞音乐，对于那时的大学生活，姚洋这样说。
姚洋喜欢读书，于是大学期间读了大量的书。上世纪80年代，正值文学热，抱着文青梦的姚洋，还曾寄散文到五四文学社申请入社，可惜最终没能入社。后来，姚洋又参加了很多社团，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科学哲学社，也因此对哲学一直感兴趣，他还在那里结识了如今已是科学哲学领域专家的吴国盛，当时吴国盛学的是核物理，是将来要去造原子弹的专业。
【“阴差阳错”】
本科毕业考研究生时，对历史地理感兴趣的姚洋本报想考侯仁之先生的研究生，但不巧的是，侯仁之先生那年不招研究生。
好在姚洋的好朋友罗茂林，告诉他厉以宁老师办了管理科学中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前身），于是两个人便都报考并进入了管理科学中心。
当时，国内的管理科学刚起步，老师也在摸索，于是姚洋在管理科学中心的学习便分成了经济学和管理科学两部分。这个过程中，姚洋的学习重心开始偏向经济学，这也为随后与林毅夫的相识埋下了伏笔。
那时姚洋并不知道林毅夫，一天老师孙来祥说有位台湾老师想找几个同学，帮助他做点事情。姚洋清楚地记得，1988年1月2日，刚下过大雪，姚洋一行三人，倒车来到西直门附近的宾馆，见到了林毅夫，聊了一上午。后来，姚洋便和林毅夫一起做论文。这段对经济学的深入了解直接影响了姚洋博士阶段的研究方向，他只申请了农业经济学和经济学，没有再向管理学方向发展。
1989年硕士毕业时，姚洋已经申请到了美国的博士，可惜只有半奖。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全奖，是没办法读完博士的。
于是，姚洋便回到西安，到了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变压器厂工作了2年。“那个时候的确看不到希望”，在变压器厂的这段工作经历可以说是姚洋人生的一个低谷。好在，1990年姚洋的儿子出生了，在姚洋看来“这算是一个成就”。
这段工作经历，让姚洋对当时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的情况有了切身的体会，这也成为了他后来的研究课题。同时，姚洋确定了离开的想法，于是姚洋一边等出国，另一边考虑下海，“如果1991年不能出国的话，我肯定就去深圳了”，姚洋说。
命运为姚洋做出的选择是学术之路，1991年，姚洋等来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这是个阴差阳错，如果我真是1991年去了深圳，赶上了邓小平1992年南巡，人生完全是另外一种走法。”
1996年，姚洋顺利的拿到了发展经济学博士学位，可以顺理成章的留在美国。但是，尚未回国时，姚洋与妻子讨论的话题不是权衡去留，而是回国后学校分的房子怎样装饰，怎样依靠每月300多块钱的工资生活。姚洋说“除了北大不可能选择别的地方，北大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很特殊的”，“北大有自由”，“自由思考的这种空间”。
参加完毕业典礼，没有半点犹豫，姚洋便马上举家回到了北京。1997年元旦当晚，姚洋带着妻儿回到了北大。“我从来没有想过在美国”，“这个想法从来没有动摇过”，“如果林老师（林毅夫）没有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的话，我估计我要么回到经济学院，要么就管理学院”。
姚洋常提起大学时对他影响很大的一本书《六人》，这本书借助6个文学著作中的人物，讲述了六种人生态度，理性的浮士德、享乐的唐璜、犹豫的哈姆雷特、果敢的唐吉诃德、悲天悯人的梅达尔都斯与自我陶醉的阿夫尔丁根。
他鼓励学生，如果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那就做个唐吉诃德吧。因为“他乐观，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他坚韧，像勇士一样勇往直前；他敢于和大风车交锋，哪怕下场是头破血流！”
【学者与院长】
博士毕业回国的姚洋，有很多的选择，可以从政、经商、做学术，也有人劝他应该到政府，或者政府的研究机构去工作。但是他对这些都毫无兴趣，他的选择是“follow your heart”，遵从内心的选择，而研究工作是他的兴趣所在。
在姚洋看来，每一个时代的人有属于那个时代的做事方式，他的老师林毅夫、周其仁那一代人，关注的是怎样改造世界，做学术是工具，目标是要改造这个世界。而姚洋这一代人，任务是发现世界，发现规律性的东西，他们愿意发现那些对于改造世界有帮助的规律。
作为一名学者，姚洋认为，自身对社会的贡献主要通过三个方面体现：
首先，做研究本身，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贡献一些思想，这本身是有价值的；
其次，把这些思想传递给学生，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尤其看到留在学术圈的博士生们，是很高的成就感；
此外，可以通过研究来给政府提建议，用研究成果影响公众。
姚洋是国内学者中，少数乐于面对公众进行表达的，他这样解释：首先，是对社会的一种直接贡献，科普经济学知识；其次，是对自己的训练，可以在规定的字数和时间内把事情说清楚；此外，通过公开媒体的表达，较之写报告给政府，对国家决策的影响更为有效；而且，这也是接触现实的好机会。
2012年，姚洋开始担任国发院的院长，作为院长，他认为国发院秉承了北京大学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学风，鼓励教授们解放思想，鼓励不同的学术论见之间争鸣，同时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鼓励教授们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致力于学术与现实的结合。
2016年，国发院开始正式招收本科生，如今的北大学生，对于农村几乎是一无所知的，每年夏天，学院都会组织学生到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去看一看。第二年，学生可以出国交换。对于学生未来人生道路的选择，“这些都是潜移默化会有用的”，姚洋说。
在国发院，强调问题导向的研究。国发院的基因源于八十年代的发展所和体改所，这给了国发院关注现实的根基，并形成了代代相承的传统。姚洋说，“国发院大家都想来，更想来的是既想做学问，同时又想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
身为教育工作者，姚洋是博雅教育的支持者，“中国总是要有一两个这样的学校，他的任务不是培养‘人材’（善于完成工作任务的人）“。“这个世界得有一些人，他出来之后就天马行空，北大当之无愧，必须是一个”。姚洋认为，较之创业，北大学生真正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成为各行各业的思想家、领军者。
“作为院长，我觉得给我们的老师们提供一个平台，给每位老师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因为每个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所以一个学院这种所谓学科的发展是不可能计划的。”
“我们的策略就是招最好的人。最好的人有最好的平台，我们最后的发展实际上是靠我们的人来定义。”作为中国经济研究重镇北大国发院的掌门人，姚洋这样说。
姚洋的想象中，未来的国发院会是北大校内的一个综合性学院，教学项目跨越政、商、学三界，这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同时国发院还是一个中国的重要的智库，肩负着为国家和社会提供咨询服务的职能。
在姚洋看来，国发院未来比肩的是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而且，比起肯尼迪学院，国发院更为全面。此外，国发院的智库功能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目前也超过肯尼迪学院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力。最终，国发院会是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
（完）
看完这篇《经济观察报》的文章，想说3点想法：
1、我很欣赏姚洋教授鼓励北大国发院毕业生“去做一个唐吉诃德。中国总要有一两个学校出来的学生天马行空，北大必须是一个”。
姚洋教授的这段话，既是对北大精神的传承，也是对当代教育与社会风气的深刻反思。其核心在于呼吁顶尖高等教育机构超越功利主义，培养具有独立精神与批判思维的理想主义者。
也许会有人说：你姚洋是北大教授、院长，功成名就，衣食无忧，当然可以理想主义，而学生面临许多实际问题，现在就业困难，很多家庭经济压力也大，不能鼓励学生做唐吉诃德式人物，还是要实际一点。
姚洋提出“北大国发院的任务不是培养人才（善于完成工作任务的人），实则是对教育本质的叩问。当高等教育被简化为“职业培训公司”，当学生被视为“人力资源”，清华大学被戏称“五道口职业技能培训学校”，高等教育的精神维度便被消解。北大作为中国顶尖学府，理应成为“价值理性”的守护者，培养既能立足现实又能超越现实的人。北京大学有最强大校友力量、北大毕业生是国家精英，实际上不存在找不到工作的情况，只是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因人而异。姚洋的观点不是否定“人才培养”，而是强调北大的学生应具备更丰富的内涵，需在专业技能教育与精神塑造之间找到平衡：既要教会学生“如何生存”，更要引导他们思考“为何生存”。制造“合格的螺丝钉”是广大高校都要做的，而北大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塔尖，理应在功利主义浪潮中坚守精神高地。
2、姚洋接棒自己的老师林毅夫、周其仁，担任北大国发院的院长
也许有人质疑这是学阀派系、门户近亲繁殖。
对于大学中院长职位由学生接棒老师的现象，需结合制度设计与实际效果辩证看待。
一、正面解读：学术传承的积极意义
知识延续性：导师与学生的学术谱系能保持研究方向的连贯性，尤其在需要长期积累的学科（包括基础科学、人文领域）中，这种传承有助于连贯和深化研究体系。
经验传递效率：熟悉学院历史和文化，继任者可能更快适应管理角色，减少磨合成本。在推动改革和执行政策时更加高效有力，保证学院发展战略的稳定性。
精神文化延续：若师生关系建立在平等学术对话基础上，这种接棒可能体现“学术共同体”的凝聚力，而非简单权力传递。
二、负面解读：学阀派系的潜在风险
质疑者则担忧这会导致学术生态的僵化和腐败，其弊端主要体现在：
创新抑制：当学术资源、职位晋升长期集中于特定谱系，可能形成小圈子“近亲繁殖”，挤压外部新鲜血液的生存空间，导致研究视野固化。“近亲繁殖”最大的危害在于思想基因的单一化。同一师门出来的学者，容易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思维方式和评价标准，缺乏不同学术观点的碰撞与交融，最终导致学术活力衰退，难以产生颠覆性的创新。
权力异化：若选拔机制缺乏透明性，通过师生联盟维持地位，可能演变为排他性利益集团，违背大学“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本质。师徒-门生关系极易形成固化的利益共同体，垄断本单位的学术资源（如重点课题、科研经费、职称评审、职务升迁机会等），排斥外来者和异见者，导致“门户之见”深重。
评价失真：如果过度依赖师承关系作为评价，可能掩盖对学术能力、管理水平的客观考量。
三、关键判断标准：制度设计
选拔程序：是否建立公开竞聘、外部评审、师生代表参与等机制？若继任者需经过多维度考核且存在竞争者，则更可能属于正常传承。
资源流动性：学院是否积极引进外部学者？学科团队是否保持多元背景？若形成“内循环为主”的结构，则需警惕。
学术产出：该谱系是否持续产出高质量成果？若因循守旧、缺乏突破，则可能陷入“为传承而传承”的形式主义。
学术传承的价值在于知识血脉的延续，而非权力基因的复制。真正的学术共同体应如钱穆所言“为学术而学术”，通过制度保障让师生接棒成为“优中选优”的自然结果，而非“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闭环游戏。大学之魂在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无论师生关系如何，最终需以学术贡献与管理效能来检验其正当性。
学生接棒老师担任院长，本身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现象。其核心争议点不在于“学生能否接班”，而在于“如何接班”和“接班后怎么做、做的如何”。
3、姚洋说：国发院未来比肩的是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
中国可能有比肩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这样的院校吗？没有。这篇采访文写于6年前，中国目前尚未有在整体实力、国际影响力、政治影响力、及学术资源上完全比肩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的院校。
一、哈佛肯尼迪学院的核心特征
全球公共政策领袖的摇篮：以培养政府、国际组织、NGO等领域的领导者为核心目标，校友网络遍布全球政商学界。
跨学科研究与实践导向：整合政治学、经济学、公共管理、法学等多学科，强调政策分析与实操能力培养（如案例教学、政策模拟实验室）。
顶尖师资与资源整合：汇聚诺奖得主、前政府首脑、国际组织高管等学者，与世界银行、IMF等机构深度合作。
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通过全球政策研究、高端论坛（如哈佛中国论坛）影响国际议程设置.
二、中国院校的差距与潜力
1. 学术研究与政策影响力
现状：中国顶尖高校（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已积累一定成果，但国际学术影响力、全球政策影响力仍弱于肯尼迪学院。
潜力：随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角色提升，相关学院可通过“一带一路”研究、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中美博弈等议题，形成特色话语权。
2. 师资与国际合作
现状：国内院校师资以本土学者为主，国际顶尖学者占比低；国际合作项目多限于双边交流，缺乏肯尼迪学院式的全球网络。
突破方向：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已尝试引入全球师资，未来可进一步扩大国际教职比例，建立跨国研究联盟。
3. 课程设置与实践机会
现状：国内公共管理教育仍偏重理论，案例教学、政策实训（如模拟听证会、危机管理演练）比例低于肯尼迪学院。
创新案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推出“全球治理人才计划”，结合联合国实习、国际会议参与，部分对标肯尼迪学院的实践导向。
4. 校友网络与资源平台
现状：国内院校校友多集中于体制内，缺乏肯尼迪学院校友在跨国机构、智库、企业的广泛分布。
发展路径：通过与国际组织合作（如与世界银行共建联合研究中心），推动校友参与全球治理，逐步构建国际化人脉网络。
三、关键瓶颈与突破建议
评价体系改革：摆脱“论文数量至上”的考核，增加政策影响力、社会贡献度等指标，鼓励学者参与中央/地方政策咨询。
资源整合能力：联合顶尖高校成立“中国公共政策研究院”，整合清华、北大、人大、复旦等院校资源，打造国家级智库平台。
国际化战略升级：设立“全球公共管理硕士”（Global MPA）项目，要求国际学生占比超50%，课程融入中国治理案例与全球议题。
政学研深度融合：与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共建“政策实验室”，让学生直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如乡村振兴、碳中和方案设计）。
四、结论：未来可期，但需系统性变革
中国暂无院校全面比肩哈佛肯尼迪学院，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等已在特定领域（如发展中国家治理、数字政府研究）形成独特优势。若能在评价体系、国际化资源、实践平台等方面实现突破，未来10年有望诞生全球顶尖的公共政策学院。这一过程不仅需要高校努力，更依赖中国整体软实力的提升与国际话语权的重构。不过，一些顶尖院校和特色智库在发展速度、本土问题研究、以及服务国家决策方面，已经展现出了自身的优势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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