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智库蔡定创：张维迎许小年需要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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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草根智库蔡定创：张维迎许小年需要常识

2016/9/27 17:15:03

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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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楼

草根智库蔡定创：张维迎许小年需要常识

     最近看了一些如《关于张维迎和林毅夫的辩论》、《许小年：中国经济学界不缺理论不缺数据，缺常识》这一类的文章，谈点我的看法。

     张维迎和许小年都是哈耶克理论的信徒，属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学派的人物，崇尚资本自由，反对政府干涉。张维迎在上个月举行的中国企业家论坛峰会上发表演讲，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张认为，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是豪赌，不搞砸绝不罢手。之后，林毅夫发表文章，观点针锋相对地认为，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有为的政府”必不可缺。

     许小年教授在《中国经济学界不缺理论不缺数据，缺常识》一文中则认为“学界缺少四大常识”。1.中央银行印钞票不能创造价值；2.财政部门不创造价值；3.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不可能比市场高；4.经济增长不可能依靠宏观政策来实现。还认为，“政府干预没有政府理论”。

     张维迎教授的文章我也看过一些。有几次在微信中看到转发来的张维迎的文章时，就特别感觉张的文章缺乏基本的理论逻辑，这哪像一个大牌教授的文章，如果上面没有名字，这样的文章看三行就看到概念应用上的错误，简直是不忍卒读。就像那个小学生作文，可以由“妈妈如果不给我买好吃的”，推导出“地球将会毁灭”这一类如同神一样的逻辑。

     比如就以这一篇张维迎与林毅夫关于政策产业政策的争论，张举出丰富的产业政策失败的例子来否定产业政策，但是，张不明白，产业政策是宽泛的概念，有着很宽的内容，在某些方面成功也好，失败也好，这都是执行的结果上的好坏，这与要不要产业政策、要不要政府宏观调控与政策干涉，是属于完全不同层次上的概念。这就好像人要不要吃饭，你举出大量的因吃饭而带来负面因素，因此结论人不能吃饭一样，在逻辑上是十分荒谬的。当然，像吃饭这样的常识问题大家都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不可能被张教授忽悠，因为不吃饭就会死掉，这太常识了。但是在经济学上，特别是宏观经济学上，因为远离常识，人们就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这时候就必须运用理论逻辑的能力。

     西方宏观经济学只不过是个表面现象经济学。要证明某一理论观点，大家都只是停留在列举表面现象上的例子，或者是经验性数据。任何一个事物都可以举正面与反面的表面现象上的事例来证明，即使是极端也能举出来。而任何一个事物，都会有各种表现，包括正面的与反面的。所以，表面现象是无法证明事物本身应不应该存在的。而且在宏观经济中，表面现象与事物的内在逻辑往往相距十万八千里。

     关于许小年教授的《中国经济学界不缺理论不缺数据，缺常识》文章，在我看来，其实缺常识的正是许小年自己，他不自知而已。

     他也对他的知识陈旧过时而不自知，因为，1.货币不是中性的，正确的信用货币发行制度与正确的货币政策运用，都能创造价值。2.财政部门不创造价值的观点也是十分错误的，政府在社会资本生产中本身就是价值生产的主体，这里的政府就包括了财政部门。而且财政部门对国债货币的发行，对国债的正确运用，都能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3.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与市场配置资源，都是不可或缺的。4.国家经济要想获得高增长，必要有依靠正确的宏观政策来实现。经济危机也需要宏观政策来应对与解救。

     许小年教授还认为：“政府干预没有政府理论”。上面我已提到，社会资本生产理论就是属于“政府理论”的范畴。因为在社会资本价值生产中，政府是生产的主体。

     随便列举一下解决常识问题：

     美国政府不干涉经济吗？奥巴马政府的国内重建产业化、组织TPP、参加各种诸如G20会议、亚太经合会议，等等，这些行动难道不是政府参与组织与干涉经济？法国总统奥朗德，从去年以来大力地组织大上高科技研究项目，以解决头痛不已的高失业问题，这难道不是政府干涉经济？还有日本、德国等等……要举出各国政府干涉经济，并通过干涉使得经济走出危机，获得增长的例子举不胜举。

     就我估计，许小年教授也好、张维迎教授也好，大多自恃是留学西方的经济学者，有一种无知的傲慢，通过全面地揭示社会价值生产过程与经济运行规律，会证明他们所学所懂得的那点可怜的知识完全站不住脚。整个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都陷入崩溃，何况中国的西经教条主义者

     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已经垄断了三十多年的各种讲坛，当前，经济学界的学术权威与权力者，绝大多数人都是西方经济学者。西方学术刊物与学术评价标准，也都为清一色的西经学者。所以，在中国经济学界造就了一批比西方更为西方经济学的，被西经洗脑的一代人，将会使中国一代人在经济学方面缺乏理论逻辑思维能力。

     中国三十年来清一色的西方经济学教育，出了一批像许教授这样的远离现实、远离客观的，只会背背西方经济学的教条这种毫无用途的东东，是他们自己已经严重缺乏常识，缺乏对客观现实的经济学思维的头脑。很多从事实际经济工作的人，往往一方面切身感受到，学校中所学的经济学知识是毫无用处，另一方面则鄙视那些西方经济学家。马云就公开鄙视这一类的经济学家。中国的经济学家在老百姓中名声不好也就由此而来。
     （想到了当年的王明、博古、李德，而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光辉典范。正是因为毛的坚决抵制、坚决反对，才使得革命形势得到挽救。）

     不要再沉湎于西方宏观经济学这种西方都已被抛弃的理论中不能自拔。诺奖获得者科斯早已将西方宏观经济学定性为“飘在空中的学问”。同样，同为诺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教授则将其定性为“毫无用途的学问”。特别是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毫无用途的西方宏观经济学，也已经被世界各国政府所抛弃。连这些都看不到才是真正的缺乏常识。

     林毅夫张维迎在争论什么？

     当过官和没当过官的经济学家，区别在哪?

     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河南省委书记谢伏瞻：现代市场经济的五大特征！

     罗思义：林张之争中张维迎对英美历史有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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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9/27 17: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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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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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楼

张维迎和许小年错在哪里

     《蔡历：当代斯密主义者错在哪里？》
     本文章来源于2009年03月28日证券时报第4版

     在金融危机暴发和深化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开始遭遇质疑、批判和反思理所当然。然而也有一些学者拒绝这样的反思，他们坚称新自由主义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我们偏离了它。这一论调的国内代表人物是张维迎和许小年，国际代表人物则是目前唯一的亚洲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

     不久前张维迎发表题为《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的文章称，本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所以解决之道就是打破一切干扰因素，回归纯粹的自由主义，尤其是奥地利学派;阿玛蒂亚·森则在名为《重读亚当·斯密：我们不需要新资本主义》文章中写道，造成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失信和欺诈问题，《国富论》早已明确指出，我们只是没有读透亚当斯密，没有按他说的做而已。

     斯密理论的基本假设

     在西方经济理论史中，无论自19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自由主义，还是自1770年代以来由亚当·斯密所开创的古典自由主义，其内核都是亚当·斯密所提出的自由放任。

     任何一种伟大的经济理论都是为解释和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而提出，其基本假设是以当时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为基础的。一旦环境发生了变化，不再支持以前的一些基本假设，这套理论便会失效。

     对于经济理论，重要的事情不是学习这个理论本身，而是要弄明白它成立的局限，它的前提假设，弄明白这些假设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存在。要牢牢记住，社会和自然环境会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不明白这一层，而机械照搬书本，对个人来说，会令学业误入歧途;对国家和社会来说，则会引致祸患。这正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名声狼籍的原因，也是俄罗斯经济1990年代一度崩溃的原因，是中国改革问题重重的原因。

     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有两个核心假设。一是，个人追求私利的经济活动有益于整体社会福利的增进;二是，凭借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可以永远持续。前者在《国富论》里有明确指出，后者是一种隐含假设。唯有在这两个假设都满足的前提下，自由放任的推行才具备合理性。如果个人追求私利的经济活动有损于社会，那么，就不能放任个人的这些活动，应该加以管制。

     历经近两个半世纪的演变之后，如今我们所处的环境与亚当·斯密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得这两个核心假设都已经失去成立基础。

     第一个核心假设已不成立

     “个人追求私利的经济活动有益于整体社会福利的增进”，这一假设成立要具备两个要素：一是经济行为主体的博弈能力基本均衡，二是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不产生不利影响。只有在双方博弈能力基本均衡的状态下，所达成的交易才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如果，一方太强，另一方太弱，交易将会在弱势一方利益受损的被迫状态下进行，可能不仅不增加整体社会福利，反而会降低。同时，只有在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不产生不利影响下，人们才不会随经济的发展而增加环境污染之苦，降低生活质量甚至危及生命安全。

     斯密时代依然是一个手工作坊时代，大规模的工业化尚未出现，上述两个要素完全具备。

     但是，随着机器化大生产的推进，信息和交通技术的进步，市场的半径逐渐扩大，直至现在覆盖整个世界，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博弈能力开始并加速分化，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也愈发明显。

     博弈能力的分化首先表现在劳资双方之间，这个早已为马克思所批判。后来生产者之间的分化也开始明显，出现了市场垄断操纵者，这也加剧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分化。现在博弈能力的分化则又有新的表现形式，劳资分化、生产者分化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加剧。生产者间的分化更突出表现在全球化产业链的不同位置之间，一个全球化的商业等级统治结构已经形成。在公司内部，高管的博弈能力变得异常强大。在美国，公司高管和普通员工所获薪酬的差异几十年来不断稳步扩大,在2007年其平均值估计高达275倍。甚至在金融危机时期，高管居然可以将政府救助资金以奖金的名义占为己有。这一系列的博弈能力分化，都是斯密本人难以想象的。

     事实上，《国富论》的核心就在于对干预普通个人经济活动自由的强权、特权进行批判，只是在斯密时代，这些强权、特权更多地来自政府，所以他便将矛头指向了当时政府的重商主义政策。但是历经200多年的发展后，干预普通个人经济活动自由的特权已经更多地不是来自政府了，而是来自市场本身，来自市场中拥有强权和特权的人。

     随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近期以来的信息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生产能力与斯密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自然早已屈服和抽搐于人类扩张的冲动之下，现在的自然早不是斯密时代的那个自然。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对水、空气等的污染上，更重要的是使的整个生态系统都在发生改变。

     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变化，使得“个人追求私利的经济活动有益于整体社会福利的增进”已经失去了成立基础。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亚当·斯密之前的那些争论。


     第二个核心假设也已不成立

     要使“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可以永远持续”成立，须保证经济活动免受两个制约，一是有效需求的制约，二是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在斯密时代，这二者均不存在，但是在当今时代这两个制约都已经非常突出。

     有效需求不足形成经济危机，在亚当·斯密时代是不存在的。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那时的总体生产能力很弱，尚处于短缺经济时代。二是那时候全世界尚处于市场化的起步阶段，除西欧的极少部分区域外，整个世界的绝大部分依然处于自然经济状态，后者为前者提供近乎无限大的外部需求。三是，大规模的企业在斯密时代尚不存在，作坊内的收入分配差距相对是很小的。

     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早在马克思及凯恩斯的时代已经很突出了，这两位也都对亚当·斯密主义进行了大规模修正。马克思将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归因于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所致。凯恩斯则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消费需求和投资均出现不足的结果。收入分配不均实质上也是上文所阐述的经济行为主体博弈能力分化加剧的一个表现和结果。今天的有效需求不足不仅远远超越斯密时代。

     同时，人类生产能力有了质的飞跃，由斯密时代资源相对于生产能力是无限的转变为生产能力相对于资源是无限的。

     在当今的经济环境中，有效需求和资源约束均已出现，亚当·斯密的经济可持续假设的两个支柱都已崩溃。然而如张维迎、许小年等当代亚当·斯密主义者，无视200多年来世界经济环境的所发生的这些根本性的改变，而一味坚守亚当·斯密当年所提出的观点，这无异于刻舟求剑，也是一种新教条主义。


     如何看待：证监会扶贫开辟IPO绿色通道，发表观点

     产业升级：不予西方活路的中国

     战略，切不可被当前利益淹没

     贫穷，是因为穷人不努力吗？

     清华大学中国大宗商品高级研修班

     清华大学资本战略与投融资创新高级研修班

2016/9/27 18: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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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楼

为四万亿正名，人不能被尿给憋死了！

     四万亿政策，是近几年来在中国媒体上被严重污名化的一个名词。这种污名化，给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制造了巨大的阻碍，也给从政治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在内的相当大一部分中国人造成了某种“倒悬之苦”。可以说，如果不能为四万亿正名，不能正确分析四万亿的得与失，那么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是空中楼阁，无从谈起。


     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先从一个基础的概念说起：国家控制人民币发行的意义。

     简单点说，我们把发展实体经济想象成是种庄稼。
     农民怎么样才能种好庄稼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要有良好的水利设施，可以在干旱时给田地供水，洪涝时给田地排水，这样农民就不用看天吃饭。

     国家控制人民币的发行就等于国家控制了良好的水利设施，就等于国家可以配合经济规模的扩大提供货币供给，不至于经济因为货币短缺而陷入通货紧缩。通货膨胀时财政部和央行也可以通过销毁手中的部分货币来调节物价。

     当然，扩大的经济规模需要扩大的货币供给，反过来不等于说一个国家扩大了货币供给，它的经济规模就会相应扩大。操作得不好，就会变成津巴布韦的恶性通货膨胀。


     很幸运地，经过中国人几十年的奋斗，中国经济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其他因素都已经具备了，只要以实体经济为抓手，相应增加货币供给，经济规模就会继续扩大和升级。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已经有了规模最庞大的理工人才储备、有了世界上最庞大的有组织有纪律的劳工群体、有了全世界最全的工业产业链、有了全世界产量最高的制造业规模，有了广阔的经济纵深、有急需继续工业化和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中西部、有高效的政府遏制金融资本的投机食利冲动。有人，有技术，有产业，有需求，有高效的政府，经济发展需要的所有要素中，缺的就是货币供给，只要印钱就行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状态。（当然印钱得有抓手：高铁，大飞机，芯片，中西部基础设施，国防建设，基础科研投资等等都可以成为印钱的抓手）


     正因为如此，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的四万亿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过去中国经济模式是生产货物出口换美元，美元再换成人民币，以此推动经济发展。只不过在这种模式下一旦过了某个临界点，美元就成了花不出去的废纸（甚至是负担）。既然美元是花不出去的废纸，中国把货物运到美国、与直接把货物倒入太平洋，然后央行发行等量货币（甚至连倒货这个步骤都可以省了~直接印钱），效果不是一样甚至更好？四万亿起的就是这个效果。


     四万亿使中国经济体得到了急缺的货币流动性的同时，又省去了出口货物的步骤（实际上就是向美国交高额的铸币税）。四万亿实施的那几年，是中国劳动人民相对轻松的几年，因为赚钱相对容易的同时又不用向美国交实物税了。


     四万亿太成功了，效果好得出奇，在欧美哀鸿遍野的同时期~却让中国欣欣向荣。一方面使中国和美国的GDP总量差距大大减少，另一方面还为中国攒下了以高铁为代表的各项宝贵产业。国外的敌人和国内的恨国者惊恐交加，必须忽悠着中国往四万亿的反方向走，让中国采取紧缩政策，什么“反对投资拉动~消费拉动经济才更健康”，“要经济质量不要速度”等借口都冒出来了，很不幸后来中国真的上当了这就是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看看经济学教科书，哪里有讲投资不如消费？哪里有讲经济质量应优先经济增速？发展才是硬道理啊！）


     中国经济肤浅派不懂，或者不愿意面对经济问题的真实原因，在面临经济乏力的问题时，病急乱投医地捡起充满虚假道德光环的减税政策：如果中国经济的问题是在税负上，那么在同样的税负水平下，过去二十年中国为什么能一步步地成长为世界第一工业国呢？经济为什么能达到两位数增长呢？减税无非是对里根经济学涓滴效应理论的拙劣模仿。


     国家明明已经掌握了良好的水利设施了，却因为经济思想上被忽悠了，结果功能发挥不出来，这实在是件荒唐的事。


     中国政府有能力印钞搞建设，中国人民也有这个需求。一方有能力，一方有需求，挡在中间的就是有人脑子被忽悠了转不过圈来。替中国做经济决策的肤浅派们，似乎对外界质疑中国经济每年10%以上的GDP增速所谓“低质量”开始认同，开始厌恶这样的增长……有的人非得腰斩这个速度他们心里才认为合理、才舒服。


     还有人说四万亿导致房价高涨老百姓买不起房，这也是一种偏颇之见。2009年之后，中国的城市化率一直在稳步上升，从49%升到60%，整体上是老百姓变得富裕了，在城市买房相对容易了（比之前）更多的人搬到了城市里居住。买房相对变困难的是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这是因为资本自动会流向效率最高的地方，流向北上广的资本变多了，而北上广地方政府由于惧怕大城市病以及房产税缺失等原因，提供住宅用地的动力不足。一方面是钱流向了北上广，一方面是住宅用地没跟上，这才导致了这些地方房价高涨，物以稀为贵嘛。同样是四万亿的背景下，鹤岗之类的房价不涨还跌了呢。

     经济出现下滑疲软时，尤其是全球性经济危机，也是用基础设施的投资作为缓周期措施最好的时候，但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低，如果政府不做，企业是更加不会做的。
     另外，基础设施回报的计算里面，它的外部贡献是没有办法计算数字进去的，比如政府投资把道路搞好了，民营经济在路上的时间短了、损耗也小了、还带动沿线产业。

     总之，不能仅仅为了不让北上广的房价涨，就妖魔化四万亿，阻滞中国的经济增长，这本身不是四万亿的错。
     继续妖魔化四万亿，继续指望“消费和减税”拉动经济，那真的是因噎废食，活人要被尿给憋死了。


     ====分割线==== 以下是问答环节：

     网友：精准扶贫，降低个人所得税，给退休人员涨工资，大力兴办公立幼儿园，入园免费，这些实施起来，会比四万亿效果更好。

     轩辕剑木屋：有四万亿你说的这些属于锦上添花，没有四万亿那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信你去1644年和崇祯说这些，猜他会拿什么眼神看你。崇祯接手的大明也是外贸断崖式下跌，和2008年的中国一样。



     网友：崇祯要是肯把自己私库的银子拿出来流通，培养出忠于自己的势力，逼王公大臣把银子拿出来赈灾养兵，他就不至于国破家亡了。四万亿一大部分变成灰色收入沉淀或流出国门，根本没形成有效资金循环，所形成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债务负担，银行的坏账风险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解。

     轩辕剑木屋：我好像确实在哪看到过说崇祯自杀后，李自成进北京城~从崇祯私库里搜出两千万两白银之类的谣言。人家崇祯是傻，但还不至于傻到这种程度好吧。。至于你说的其他内容，都是些自媒体流出的对四万亿吹毛求疵的理由。四万亿里有没有变成灰色收入或流出国门的？或许有，但占比不会多，天底下哪有“万无一失”的事。可四万亿如果是门票的话，光是一个高铁就值回票钱了。高铁极大方便了老百姓出行的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在平台上的巨大升级，是相对海权的陆权回归。其他的还有GDP总量从美国的零头追到超过美国一半，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汽车产量从几百万升级到世界第一的两千万量级；对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消费补贴，四川地震灾区的重建等等等等，四万亿带来的影响，其主流是巨大的成就，而不是什么灰色收入或流出国门。
     至于地方政府债务，这属于中央政府在思想上的放不开，导致四万亿里直接印钞的比例比较低：其实这有点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意思，其原因可能是中国政府对国M党的金圆劵和八十年代末的通胀仍然有极深的心理阴影。问题是，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解放前或者八十年代的中国了，现在的中国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制造业产能和基建能力（把矿石挖出来~生产成水泥~再铺成公路，这都需要天量的货币增值计价）。中国政府应该试想一下，如果没有2008年的金融危机，没有外贸断崖式下跌的话，中国还是以美元为锚，向经济体里注入新增（汇率计价）货币推动经济发展。可既然废纸美元都可以当作印钞的锚，那么中国人民实实在在的实物生产能力，中国企业实实在在的基建狂魔能力，为什么就不能当作印钞的锚？

     说到底，对四万亿是一棒打死完全否定，还是肯定之余总结不足，这涉及到一个大问题，一个对于中国来说最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有没有能力主动印钞搞建设”？而这个问题，在性质上和“中国共产党能不能治理好中国”以及“中国人能不能自己治理好中国”是一回事。

     某些专家对四万亿的全面否定，本质上就是对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全面否定，这和张维迎之类的“经济学家”喊的全面私有化口号在性质上是一样的。

     党对金融工作的绝对领导，对基础货币发行与回收工作的绝对领导，这才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特征，企业的所有制还要排在第二位。

     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己不能，也不应该主动印钞搞建设，那么它就不能推动生产力的继续进步，不能代表先进的文化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资格继续在中国执政。只不过这样一来，中国政府就会从无限责任政府，变成无人负责的有限责任政府。学西方弄个多党竞争，让国际金融资本在背后垂帘听政，本质上这等于说中国人不能自己治理中国。

     因此，中国共产党能不能主动印钞搞建设，中国共产党有没有资格执政中国，中国人能不能自己治理好中国，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这个三位一体问题的答案只能是：能。

     没有别的选择。

     只不过，从四万亿中直接印钞比例的偏低，到民间至今仍有巨大影响力的崇洋媚外思想，不得不承认在这些问题上中国人的自信心还是不太足够的。（逻辑很简单：把物美价廉的中国货卖给发达国家换美元~才是高尚的）


     过去几年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实际上就是对四万亿的全面否定，这等于自己否定了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在最大的问题上犯错了。于是乎，中国政府不得不在其他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全面找补，做一些无用功甚至是反效果的事。


     杜建国：“去杠杆”，实际上早在妖魔化四万亿之后就成为政治正确了，一直推行至今。2010年四季度，开始紧缩，即去杠杆。2012年之后，也是大搞去杠杆，如13年6月闹出了钱荒，吓傻了。14年底，不得不降准降息即加杠杆。15年春天后，思路其实仍旧是一样的，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把去杠杆当作了经济工作的核心。结果16年，就不得不适度“加杠杆”，楼某伟出来打圆场说这是“地方去杠杆、中央加杠杆”。直到今夏，终于承认去杠杆行不通了，明确改口为稳杠杆。将近八年来，去杠杆早已反复被证明是错误的了，但是，一直没有被明确地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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