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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聿文：控制北京人口需改变非均衡发展战略 |
据《新京报》报道，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为1755万人。尽管这一数字比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合理调控城市人口规模”专题调研组此前公布的1972万人少200多万，但依然突破了“十一五”规划末所要求的1625万常住人口的控制目标。上述两个数据不管哪个更准确些，北京的人口总量接近或突破了其所能承载的人口极限，已是不争的事实。
北京是一个资源高度短缺的都市，98%的能源依赖外界供应。别的不说，仅人们不可或缺的水，对北京的发展就是一大制约。所以，要避免灾难性结果的出现，必须有前瞻性的对策。这就需要我们找出北京人口超常增长的真正原因。
这事，思考的结果也许就是战争！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在其人口总量的扩张中，共制定了三个人口规划，分别是1983、1993和2005年的人口规划。1983年的人口规划提出2000年全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000万人左右，但到1986年，全市总人口就增至1000万，比规划年限提早将近15年；1993年的规划提出2010年城市人口规模为1250万人，但到2003年，全市实际常住人口达到1456万人，提前7年实现目标；2005年的人口规划如果按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统计，也提前10年达到。
北京人口规划的屡屡被突破，自然有规划本身的不科学性因素在。例如，前两次规划因缺乏指导性，使城市建设超越规划范围而出现了无序蔓延的状况。规划的不科学还表现在，对北京的城市定位和发展思路不清晰。北京是首都，首都应该有首都特有的功能，北京应该着重在这特有的功能上下工夫。但实际上，北京的功能定位和其他大城市没有多少差别，集政治、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科研、国际交流、旅游甚至是现代工业等多重中心于一身。发展是需要人口支撑的。北京追求各方面的发展，哪方面都不想缺，怎能不吸引大量人口流入？
而北京之所以在城市定位和发展思路上呈现四面出击之势，根本在于首都的特殊地位和中国社会的特殊国情。任何国家的首都相对于其他城市处于特殊地位，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问题在于，北京不只是一般的特，而是非常之特。表现在：北京可以借助国家赋予的特殊政策，使自己变成一块巨大的磁铁，将全国的人才、资源源源不断地吸引过来。这是任何其他城市都不可能办到的。
有了国家特殊政策的保护，北京自然野心勃勃，哪个方面都想露上一手，而且只要北京想办的，也几乎没有办不成的。例如，国家并没有赋予北京金融中心的城市定位，但是，几乎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总部都设在北京。
北京的这种优势，当然是由其首都的地位所决定的，但如从全国来说，它也是国家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的结果。
国家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中国那么大，贫困人口又多，各地发展水平不一，要想在改革初期把有限的财力撒芝麻一样全面铺开，那谁也富裕不了。因此，只有通过“先富”带动“后富”，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贫困地区，实现共同富裕。
虽然非均衡发展战略有其必然性，也契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但这一发展战略也带来了不少弊端，区域发展差距扩大、贫富悬殊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要控制北京的人口过快增长，不是像一些人曾建议的那样，政府采用行政的、经济的（如提高生活成本等来限制外来人口流入）手段，这种控制人口的方式本质上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思想，与市场经济要求人口更加自由地迁徙和流动的历史趋势是不相符的，而且事实上也办不到。
必须另辟蹊径。从上述分析来看，笔者以为可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从北京作为首都来讲，必须准确定位其功能，不能什么都发展；二是从全国来说，必须调整非均衡发展战略，向全面均衡发展战略转移。后者通过打破长期存在的区域“行政壁垒”，使各种资源流动获得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为经济发展向立足内需转型提供前提和保障。落实到北京，就是把首都的非中枢管理功能分散给周边其他城市，真正形成京津冀大城市带。
改革开放到现在，以均衡发展战略所体现的共同富裕应该提上政策议程了，这是解决北京人口爆炸问题的根本出路。（邓聿文，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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