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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学院应该自主经营？ |
在中国EMBA通往世界级的道路上，不同体制的商学院执行不同入学门槛的不平等限定，可能还算不上是目前最糟糕的体制性问题。而传统教育体制留下的症结，似乎正给EMBA这个市场化的教育产品 “制造病态”。
目前，大多数高校通常按照校、院、系三级划分层次。学院的院长和系主任由校长任命，并对校长负责。因此在校、院、系间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并将权力集中在高层的少数人手中。对于基层教授而言，一般很少有机会介入各个层次的决策过程，即使是对学术事务也没有太多的发言权。
国有EMBA教育院校，一般依附于大学原有经济学院或管理学院设立，并沿袭了原有院校管理体制，比如在财务管理、师资人力资源方面。
这种传统教育体制，决定了学校领导在分配机制中决策者的地位。不容质疑，对于一向清贫的中国大学来说，EMBA的高学费是一个不多见的创收项目。因此，可观的学费如何在学校和学院之间分配，成了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学校领导应不应该讲课、讲什么课、以及如何收费都成为“话题”。甚至成为学校与学院之间的“矛盾源”。
当然，现有高校体制中实行校长、院长、系主任为主导、权力相对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有利于学校贯彻执行国家要求，提高政策实施的绩效。但对于以市场化为特征的EMBA教学而言，传统体制最大的障碍是难以面向市场迅速作出反应。此外，权力过于向行政管理偏移，势必削弱了学术权力的发挥，学术主要组成人员——教授在决策中的权威作用受到忽略，基层的自主权受到限制。
目前国有大学体制中，大学与商学院之间的这种上下级明确、严格的等级关系和行政关系，其实就是原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中的总公司与分公司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的管理体制模式。
对此，北京交大管理学院院长王方华教授建议说，对于以市场化教育为特征的EMBA而言，其市场化道路首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拥有最基本的经营自主权，如实行人事制度的独立；其次，实行“有退有进”的高校教师管理机制。
张国华也介绍说，国外经验看，依托大学的商学院是比较独立的，办学权利也较大。商学院只是在发展之初，利用大学已有的品牌效应、教学环境和校友网络等优势；但最终必然还是要走向市场力量，实现师资的配备、招生和财务等方面的自主权。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郑祖康认为，财务独立权和办学自主权的缺位，是现有种种问题的根本症结，“大学的人文底蕴、历史渊源和品牌效应对于依托大学的商学院发展非常有利。但商学院的相对独立，可以保证在决策和品牌推广等方面更加自由和灵活。”
中国EMBA教育的高层领导们正在形成一种共识，即中国EMBA的未来发展更取决于其市场化的道路。如自主权的独立、市场细分、良性人才回馈循环等。国内现有的外资、民营两大类商学院的市场化经验，也是最好的例证和榜样。
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中方院长张国华教授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中欧最大的特色之一是，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管理委员会负责制，教学质量则由专门的学术委员会负责和保证。
他介绍说，学术委员会的成员来自中国、欧洲及北美10所国际驰名商学院和学术研究机构，他们负责评估学院的课程和研究工作，在课程设置、招生录取、教授选聘及课程质量评估等方面提供监督和咨询作用。而在这些管理制度的背后发挥作用的是一系列基础性文件。
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财务协议》明确规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是一个具有有限责任的非盈利性教育机构，享有充分的法人资格，具有在学术、财务、人事、外事等方面的决策自主权，能够执行所有财务、行政和契约活动。
“正是学院的独立法人地位，确保了学院拥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可以根据国际惯例确定学术水准、进行课程设置、建立质量控制机制、制定招生录取条件，并以具有竞争力的薪酬聘请海外教授。”张国华说。
民营性质的长江商学院，设立了专门的市场委员会（Marketing Committee），并下设发展部和市场部，具体负责市场推广和拓展工作。
其负责人唐垒介绍说：“长江商学院实行教授治校体制。学院的战略方向和学术方针政策由教授确定，确保教授的全面参与和灵活施展其学识才华。管理团队则全部由专业人士组成，他们深谙国内外管理教育和公司培训项目。”
相比之下，作为商学院中“国有企业”的国有大学的EMBA教育，设立3年来，已有超过40所大专院校提供相关课程。无可否认，体制上的局限性确实存在，“但管理教育和培训市场现在相当开放，主管部门并没有设立太多的门槛。国有大学的EMBA教育最大的问题还是学校自身是否具备创造力。”武常岐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据了解，目前国有大学EMBA教育已经开始了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阶段，其中有些试验内容相当“大胆”。如对外经贸大学，已开始实行财务独立，学校高层承诺“不花EMBA项目一分钱”；成立独立的EMBA教育中心，实现商学院在人事、财务和业务的相对独立；财务运作上，实行独立的全面预算管理等。
商学院院长的身份、权利等，更成为此轮改革试验的关注焦点之一。
“应该给商学院院长更多自主权，让其成为真正的决策者，这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具体体现。”国内某国有大学商学院院长说。
他介绍说，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商学院院长市场，各学校实行竞争上岗。因此，对于中国而言，不仅要发展企业家市场，也要鼓励未来的商学院院长市场，形成职业化的机制。可以预见，未来拥有自主权的商学院院长，通过激励机制，让商学院走向社会、走上市场，最终形成专业化的EMBA，形成品牌竞争。
尽管对于EMBA的未来市场化发展趋势，各方几乎都无异义。但是，市场化模式一旦确定，国有大学EMBA教育目前享受的国家财政支出这一传统教育体制下的优惠政策，是否也要取消？
事实上，某种意义上说，不同EMBA机构所得财政支持力度的差异，也一直是各自市场化改革进程快慢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享受国家211工程投资上，第一阵营的北大、清华各分到了18亿，而我们只有2个亿，”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董大海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在此条件下，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以市场为导向，把EMBA教育作为一个商业项目运作。”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张维迎教授认为，政府对EMBA的支持，完全可以改财力支持为政策支持，“中国商学院办学质量的真正提高，政府只需要提供一项支持即可，那就是体制放开，谁爱办商学院谁就去办。至于水平高低、教学质量的保证等技术环节，依靠市场竞争这只‘无形的手’，优胜劣汰。”
“EMBA现状的改变，最终出路在于教育体制的改变。只有市场竞争才能出高质量的产品，才能出名牌。靠政府管制不可能诞生市场需要的品牌。”张维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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