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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中的人情味
作者：周业安 出处：《上海证券报》
由功利主义转化而来的效用概念直接导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蕴含的人情味逐步消散.
随着经济学的不断进步，经济学家们也在重新解读亚当·斯密。最具代表性的如一群行为经济学家，如阿什拉夫（ Ashraf）等人，在2005年的《经济展望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亚当·斯密：行为经济学家》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人们会惊奇地看到，原来现在广为传颂的各种经典行为决策案例，在斯密那里早就有了深刻阐述，最具代表性的如损失厌恶、过度自信、公平、自我控制和利他主义等。这些心理现象，目前已经成为经济学中的成熟话题，并被写入了最新的教科书。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当然不是简单地给出人的心理描述，如果要从文字中推测其真实意图的话，恐怕是他明白，活生生的人拥有复杂的心理特征，而这些心理因素会通过行为来作用于经济系统，从而影响到经济系统的演变。要理解这点非常简单。当某一天美国股市下跌时，人们就会猜测，这会不会影响到A股市场的人气呢？出于这种担心，第二天A股市场的投资者为了保住胜利果实，于是先获利了结。结果，普遍的卖出行为促使股价果然下跌。一条似乎科学的规律就这样被制造出来了：美国股市下跌，必然导致A股股市下跌！而实际上，研究或者懂一点行为金融的人都明白，这不过是情绪的相互影响而已。
情绪的力量非常巨大，甚至也构成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石。这才是斯密的真正用意。但斯密的真实意图的确在很长时间内被无意或者有意地掩盖起来，使得后来者没有认真去欣赏一个百变斯密的有趣形象。看到这，恐怕有人会觉得笔者似乎一直在抱怨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一直都在误解斯密。一些了解经济学历史的读者必然会提出反驳，说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并没有放弃心理学。比如，经济学当中一个最基本概念——效用——就是一个心理学概念。何谓效用？当你在逛商场的时候，看到一件称心的衣服，赶紧买下来，满脸都洋溢着幸福的感觉，你肯定觉得买这件衣服特满足，特值。转化成经济学家的语言，就是这件衣服给你带来正效用了。你越感到满足，你得到的效用也就越大。为人处世，不就是想多获得一点快乐么？不就想多一点满足么？那么经济学家会严肃地说，你不就是想实现效用最大化么？是的，当充满智慧的边沁提出“幸福计算”这个天才的设想后，人们突然发现，对一个经济现象的评价变得异常简单：征税好吗？那要看征税给老百姓带来的快乐多点还是痛苦多点，如果是快乐多点，那就是好；如果是痛苦多点，那就是不好。这是典型的边沁式功利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显然是很心理的（也就是很主观的）。
边沁的这种功利主义的看法，后来就转化成经济学当中的效用概念。可见这个效用概念大有来头。当然，不可否认，边沁的努力是对斯密的补充，毕竟在斯密那儿，还没有一个可计算的简单方法来评价经济决策的好坏。给定人的心理多样化，给定人的自由选择，这个社会能够自动实现某种秩序。只不过斯密眼中的秩序，与后来人们简单地用“看不见的手”来搪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个常见的例子就行。李连杰建立了一个壹基金，专门从事社会公益。按照其他经济学的看法，是这样一个李连杰：他做公益无非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效用最大化而已，甚至说做好事其实是为了自己的某种私利，比如获得别人的好评（好的社会声誉）。而按照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的观点，这也是现代行为经济学的看法，那么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李连杰：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本身具有社会偏好！也就是说，其实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潜藏着某种程度的同情和利他动机，所以会适时帮助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注意，此时做好事，并不是为了自己的满足，而是因为我们骨子里就想做点好事！
多么不一样的世界。你说边沁是天使还是魔鬼？本来人家斯密把人想得好好的，结果边沁倒好，把所有的选择都看成可以用于功利计算，都可以按照快乐或痛苦的程度来权衡。结果，斯密笔下富有同情心的人演变成了边沁笔下精于算计的人。这种转变，也直接导致了经济学的转变。古典政治经济学当中那种蕴含着的人情味逐步消散，转而代之的是机器人。这大概可以算边沁的一大功劳。尽管不全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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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人情味的经济学>>
程亚文(学者)南方都市报
作为经济学者的卢周来，所写的那些经济学随笔，按照经济学家梁小民先生的评价，是“流畅而朴实，娓娓道来，亲切可读”，这也就造就了他的“人气”。经济学者的这种“人气”从何而来？翻着这本刚出的《游戏着经济学》，我再次感受到其中的奥妙其实并不复杂：在卢周来的笔下，有着非同寻常的对现实世界的“人”的关注——不是“富人”而是“穷人”，不是“上等人”而是“下等人”，这恰恰是在一般经济学者那里难以见到的。
经济学一向被看作应当“价值中立”、不宜进行道德判断的，因为把神和价值的问题高高挂起。一些经济学者向外兜售的经济学，“见物不见人”，只有一套套关于效率的说辞，而没有与具体人、具体生活的关系。“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是否就一定要以对人的无视为前提，不考虑人的尊严、价值与需求吗？卢周来无疑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在去年“非典”期间对一些事情的思考，就对经济学中“人不见了”不无质疑。从卢周来书中所提供的一些文本来看，他是不满意于现代性的这种冷酷的，他要追求的是有人情的经济学表述。
也还有那么一类经济学者，他们眼中倒是有“人”的，不过一般平头百姓，并不在这“人”的行列，他们动辄所言，是“中产阶级”，是“精英阶层”，是“老板”。卢周来是不属于这一类经济学者的。经济学不是道德判断，但即使是一位宣称“经济学不关心价值判断”的著名经济学家，也承认经济学家必须有价值判断。一个有着正常智性、能够进行价值判断的经济学家，还会真的无动于衷于每天所见的真实的社会痛苦，对下岗工人的无助、失地农民的悲切、城市民工的受欺毫无感觉？他在这本书里，大部分的文字便是由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说的“碎片化”的底层社会及处在底层的“小人物”们的辛酸命运所引发。
活的现实远比抽象的理论来得具体而有说服力。对“人”没有感情、对社会没有感悟的经济学家不是好的经济学家，那样的经济学也不是好的经济学。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经济学，最终不可逃避要面对的，还是一个“人”的世界，人世间的悲喜苦乐，必须也纳入到经济学(家)的考虑中来。也因为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活的现实上，卢周来对一些流行的经济学假设与结论，也就有了质疑的知识底气与道德勇气。“山城棒棒军”卖苦力却不赚钱的经历告诉他，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在后发国家其实应当改为“比较劣势理论”才对；而铁西区无助工人的绝望表情，则让他深切感受到了“为了什么什么就必须牺牲谁”的经济学宏论的荒谬与无情；而另外的一些生存场景，则使他痛恶起“腐败有理”和“腐败有利”论，还有诸如“私有化有理”论、“管理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论等。我希望卢周来把经济学的这一种路径和经济学家的这一种样态继续保持下去，它会使经济学表现出更丰富的“人”气，也会使更多的人对这样的经济学产生出亲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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