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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兴衰之道——铁·制度·文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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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兴衰之道——铁·制度·文化（一）
大国兴衰之道——铁·制度·文化（二）
大国兴衰之道——铁·制度·文化（三）
大国兴衰之道——铁·制度·文化（四）
第五章 丝绸之路走向何方？
［作者：愚蠢小猪 转贴自：乌有之乡］
第五章 丝绸之路走向何方？
第一节 功勋产业
前面的章节都是以“铁”为核心展开的。提到铁，不免想起刀光剑影，近代还会联想起坚船利炮这些铁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铁”总是和“血”连在一起，提之不祥。中国的精英阶层爱好和平，爱好道德修养，在与日本武士“铁”的竞争中落败，似乎情有可原。中国对于战争失败的反思，就是自己修德不够，如何腐败专制云云。把自己的祖宗八代的“德”都骂遍了，但还是解决不了具体的“铁”问题。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日本对战败的反思就完全不同，就是自己的“铁”不够，没有觉得自己道德有亏，于是靖国神社照拜。二战的甲级战犯与明治维新的英雄一同纪念，不同的是明治的豪杰打赢了，他们战败了，是悲剧人物。
中国人厌倦了刀光剑影，市场经济环境下没有安全问题，爱好发展和平产业。中国优势的和平产业——丝绸，曾经主宰世界市场，但在先进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衰落了。“铁”的失败轰轰烈烈，无数的人反思批判，是不搞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云云。但中国传统优势的丝绸产业却在纯正的市场经济中失败了，失败的无声无息，几乎被人遗忘了，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
我对丝绸的最初认识是小时候养蚕。那时候，一到春天，很多小孩养蚕玩。但附近的桑树少，收集桑叶困难，于是蚕也养不大，但也能观察到蚕吐丝结缄化蛾产卵的全过程，其乐无穷。后来上学读书，课文中读到茅盾的短篇小说《春蚕》，养蚕人的艰辛，在市场经济中的无助，饱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当然，那是极左的意识形态，市场经济是公平公正的，怎么会剥削压迫呢。不知道现在的中小学课本是否也与时具进，把这课文给删除了。
中国的丝绸近代衰落了，却是事实。中国丝绸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古代的“丝绸之路”不用说了。即使是近代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国门之后，随着海外市场的扩大，丝绸产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生丝出口经常在万担以上。不过10年，即从50年代起，上升到五万担以上。90年代初，第一次突破10万担大关，到了20世纪20年代之末，一度到过19万担(1929)，达到旧时代中国生丝出口的最高峰。从长期趋势看，在1845-1929年这85年中，保持着平均3.5%的年增长率。说帝国主义剥削压迫民族产业似乎是站不住脚的，反而促进了民族产业的发展，帝国主义给了民族产业更大的市场空间。1929年后，是全球的经济危机，也不能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和中国优势互补，是“双赢”的结果。
《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所提供的资料（注：参阅该书页88，页99-101。），编制了1860-1894年生丝出口量值、全国出口总值和生丝出口占全国出口总值的比率四套数字，从中至少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在这一段时期内，生丝出口值落后出口量16个百分点；二是生丝出口值占全国出口总值比率的缩小，下降幅度很大（达58个百分点），但同时也说明其它传统产业蓬勃发展，与西方优势互补。
丝绸量价出现背离，这是因为日本也加入到产丝国的行列，市场经济能破除垄断，合理公正，导致价格下降，合情合理。在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丝业开始起步时，生丝出口不过中国出口的1/7（1870年）；33年以后(1903)，便第一次超过中国。到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生丝已垄断美国进口生丝的90%。进入30年代，日本出口生丝不但独霸美国市场，而且囊括了世界生丝市场的3/4。优劣异势，已经十分明显。因此，自19世纪末叶以降，中国生丝出口虽然数量上仍能维持增长的趋势，但在国际生丝市场上的地位，已经处在走下坡路的局面。
日本的“铁”及其相关的重化学近代产业，由于与西方差距甚远，很长的时间没有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靠政府的补贴和保护维持。政府本身是没有钱的，而是靠丝绸等传统产业筹集资金。丝绸产业在日本又被称为“功勋产业”。近代日本的表是“铁”，但支撑表的里却是丝绸。918及其后的77事件可以说是因为丝绸引起的战争。其时，日本的经济结构是向美国出口丝绸，换取的外汇再向欧洲购买急需的设备和材料，提升强化自己的“铁”工业。1929年，美国开始的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再加上人造丝的发展，使日本的丝绸对美国出口急落。日本的这种贸易链条断裂了，于是先进入中国东北，再进入中国本部，想建立自给自足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直接抢了，抢劫比市场交易更有效率。
为什么近代中国的丝绸会在与日本的竞争中衰落呢？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好象并不成立，市场经济公平交易，愿买愿卖。既然不是外部原因，那就是内部原因了，中国封建腐败落后的制度阻碍了丝绸的发展。查中国丝绸年表，最早的记录是1874年陈启源在广东创办我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他所遇到的所谓封建压迫据说是附近的地主抗议工厂的烟囱破坏了风水，雇员男女混杂有伤风化。用这些事例来说封建迫害，说明当时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封建压迫。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抗议环境污染，今天虽然没有男女混杂的问题，但有包身工。如果百余年后中国依旧没有发展起来，那时包身工可能已经司空见惯不是问题了，难道要控诉今天的我们搞封建迫害？或者说社会主义迫害？中国丝绸年表中第二条记录是，1898年杭州太守林启创办我国第一所丝绸学校——蚕学馆。这其间有24年的空白期，但从中国的生丝出口量看，这期间却是中国丝绸发展的黄金时代。
杭州太守林启创办我国第一所丝绸学校，这违反了市场经济原则。中国的传统是民间办学，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由市场高效率配置资源。政府办厂是制度之殇，政府办学也一样是制度之殇，现代化只与市场经济关联。当代中国学者可能会总结出这政府办学是导致中国丝绸衰落的原因。但是的但是，从这办学的年份看，似乎与甲午战争有某种关系，政府办学似乎是向日本学习。那么，就在那中国丝绸发展的空白期或者说黄金期，日本干了什么？以至于中国都怀疑起自己先进的市场经济制度。
第二节 大操大办
京都是日本古来的首都，天皇公卿住的地方。京都不属于任何藩国，是幕府直辖市，各藩国出产的物品都可以在这里自由流通，市场经济发达。商贾云集，生活水平高，是作为奢侈品丝绸的主产区。其他有关奢侈品的手工业也很发达，高级的棉纺、高级的瓷器漆器等。市场经济能极大促进经济繁荣发展，在这里可见一斑。
但幕末以来，京都祸不单行。先是天保改革（1841-1842），认为丝绸是最大的奢侈品，加以敌视和限制。封建专制就是这么野蛮，同时期中国自由民主宪政，从来就没有这种限制消费的政策。这改革使京都的丝绸业遭到很大打击。开港后，生丝出口激增，价格猛涨，使丝纺业操业困难。外国进口的高级细腻的棉纺物，虽然不构成对传统棉纺的竞争，但极大挤占了丝绸的市场。1864年，长州藩的攘夷志士久坂玄瑞挑起的禁门之变，烧了半个京都。京都还是维新内战的主战场，决定性的鸟羽伏见战役就在京都，内战使京都损失惨重。最大的打击是1868年维新后迁都，作为丝绸和其它奢侈品的最大消费者，天皇和公卿们搬家了！
迁都激起了京都住民风起云涌的抗议运动，在政治的动荡中，产生了日本最热衷于插手干预经济的地方政府。找市长不找市场，日本人封建意识浓厚。还是同时期中国人的思想先进解放，找市场不找市长。找市长的结果，京都府设立了15万元的劝业基金。天皇也不是一拍屁股一走了之，给了10万元的下赐金作为产业基金，算是对民众的抚慰。有这么多资金支持，京都府积极开展推行经济计划。官员总喜欢政绩，好大喜功。还是当时中国政府好，深入领会了市场经济的精髓，对丝绸等传统产业的发展不闻不问，看不见的手能最优配置资源解决一切问题。从明治二年(1868)开始10年间，京都府主要推行的项目如下：
明治二年，救济贫穷的西阵织户，设立西阵物产会社。
三年，设立舍密局和授产所。所谓的舍密局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化学研究所，研究印染、陶瓷漆器等的制作工艺，这些都是京都传统的支柱产业。
四年，设置养蚕场，研究推广新的植桑、养蚕、制丝技术。设置制革场。开设法语学校。
五年，设置畜牧场，改良牛种，普及绵羊。设置女红场（女学校）。派遣西阵物产会社的佐仓常七、井上伊兵卫、吉田忠七到法国里仰学习和购买新式织机。
六年，设置栽培试验所，研究推广桑、茶、草药的栽培技术。设置伏水制作所（机械制作）。设置制鞋场。
七年，设置织工场，放置西阵物产会社的佐仓常七等人从法国购买的纺织机械，开始传授技艺。
八年，全国规模征集学徒，在织工场内由佐仓常七等人传授洋式纺织技艺。在舍密局内设置染殿，由留学归来的中村喜一郎传授西洋染色技术。
九年，设置使用德国机械的梅津制纸场。设置集产场，收集展示贩卖府内的物产和工艺品。
十年，设置宫津舍密试验所(舍密局分局)。设置麦酒酿造所。改组西阵物产会社为西阵织物会所。向法国里仰派遣近藤德太郎等8名长期留学生。
十一年，舍密局招聘法国专家，研究陶瓷工艺。
京都府短时间集中系统的推行这些计划，很让人吃惊。尤其是面向当地染织、陶艺等产业的当面迫切需要。集技术转移、技术指导、技术传习为一体。这些项目中设置的“场”，很大程度是承担技术传习的任务。1898年杭州太守林启创办中国第一所丝绸学校，大概就是从京都府学来的。杭州和京都府的经济结构相似，都是传统产业发达地区，但时间上晚了20余年。
这些项目怎么看都是挣不到钱的。技术的研究引进需要赔钱，技术的推广传习几乎免费。即便想收费，那些贫穷的手工业者也支付不起学费，要知道这些计划中，冒头的项目却是救济。京都经济在幕末遭受了很大打击。赔钱的项目会导致弱国，无论动机多么高尚，当代中国学者这么认为，于是当代中国的教育都产业化了，教育都成了挣钱的强国项目。当时的中国精英阶层肯定也这么认为，不会从事这些赔钱的事业，在看日本的笑话。市场经济能完美解决一切，于是中国的丝绸出现了20多年的空白期，也可以说是黄金发展期。
这些项目中经常出现“西阵”一词。“西阵”是京都西北部的一街区，这里自古以来就丝织业发达，技艺高超，家家户户几乎都从事丝织，织机之声清晰可闻。这里是应仁之乱(1467-1477)中西军所在地，故得名“西阵”。“西阵”是日本传统丝绸业的代表地区，从它如何克服危机，恢复发展的过程，窃见日本整个丝绸行业，甚至其它传统行业是如何发展的。从而解答，为什么日本能在传统产业超越中国。实行先进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辉煌过后却走向衰落了。
第三节 西阵物产会社
开港、大火、内战、迁都都直接冲击了西阵。为了挽救和振兴西阵，明治2年10月，西阵的代表被叫到京都府，政府从劝业基金里拿出3万元贷款，要他们统一成立一个“会社”。这是西阵物产会社的发端。这非常不寻常，要知道西阵只是一个街区，个体织户云集而已。要把这些个体织户组织成一家“会社”，闻所未闻。后文我们还将看到，遇到危机，日本的业界总是喜欢团结一致组建统一的“会社”去克服危机。这和中国非常不同，中国遇到危机是散伙分家，鼓励个体户发展，充分调动个人的积极性。
“会社”是什么，京都府不知道，西阵就更不知道了。幕末大炼钢铁出洋留学的五代友厚、涉泽荣一等人在西方看到的一个印象较深的事物是“会社”。可能是因为大炼钢铁需要庞大的组织，他们对“会社”的理解就是组织。这和中国人非常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传统根深蒂固，同样看到西方的“会社”，认为它的本质是挣钱。工部省的少辅山尾庸三提出的劝业方针是“组建会社，建立盛大的工业”。既然上面这么指示，下面就这么办。
但西方的会社是如何组织如何运行的，他们并不清楚。既然不清楚，就自己创造一条新路，反正路都是人走出来的。根据纺织品的品种，把个体织户们编入到18个子会社。每个子会社推选4人做协调员，总计72名协调员。然后，由京都通商司派遣董事长、总经理统率全社。封建时代，这些个体手工业者之间存在相互帮助相互监督的小型“仲间”组织。作为反封建的一环，这些“仲间”组织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这些规模更大的会社。“仲间”一词今天依然使用广泛，表达好朋友的意思。令今人吃惊的是，实际承担会社经营的那72名协调员，被授予带刀·羽织绔出入官厅的荣誉和权利，但没有实际报酬。就是他们可以带刀穿武士的制服自由出入官厅，其时还没有废藩置县，武士的地位和荣誉非常崇高。大体相当于中国穿黄马褂之类的待遇。
由京都政府提出的西阵物产会社的经营方针，概要来说是三点：
1 原料丝由会社直接统一购买，通过各社组长分配给各个体织户，排除中间丝商。
2 缫丝、精加工、染丝(除蓝染外)等中间加工过程由会社的直营工厂进行，费用则根据丝的使用量由各分社分割承担，排除中间加工商。
3 纺织出的成品由会社统一收集销售，定期开拍卖会。生产者直接销售。
此外，经营方针里还有如果向全国其它地区和国外销售，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做市场调查和开拓的条款。总的思路是，直接购入，直接加工，直接销售。京都政府的设想非常好，如果排除这些中间商，自然就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收益。
但是，大量原料够入所必要的人员和组织；原料丝的中间加工所必要的设备和人员，物流管理系统；直接贩卖所必须的设施和人员。这些全体必要的投资和维持费用，全体的管理和经营体制……，总算下来是否费用低是疑问的。此外，会社不向个体织户收手续费，向个体织户提供流动资金时不收取利息，所有的管理人员也没有报酬。
果然，事实证明这是政府官僚主义拍脑袋想当然，情况的发展向原来设想的反方向发展。自己设立的统一直接贩卖所，经验不足，地点设置不对，吸引的客商少，导致更换了多处地点。向京都府借了8000元开设东京的贩卖分店，最后只偿还了1000元。在贩卖所拍卖的间隙，那些协调员还带着刀穿着黄马褂到大阪等地做行商，贩卖西阵出产的丝绸织物。结局是没有经验、物价波动、伪装买卖行为、无利息贷款等等导致会社亏损，会社设立后4、5年就陷入运转不能的境地。
按照市场经济原理，看不见的手会使资源配置最优化，效率最高。京都长期以来市场经济发达，各种中间商加个体织户的体制是长期市场最优配置的结果。政府人为强制组织会社，是不尊重市场规律的表现，必然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是制度之殇。有中国学者感叹，中国历史上怎么没有出现手工业工厂，或者企业加散户的组织形式，于是没有资本主义萌芽，导致中国不能现代化。于是就研究探讨是中国什么样的封建专制的传统阻碍了这种萌芽。找来找去就只有什么有人抗议风水风化这样的“封建专制”了，实在没有可找的。真实的原因是，中国长期以来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间商加个体户体制，是长期看不见的手高效率配置资源的结果。这是手工业时代效率最高的体制，于是长期以来中国商品独占鳌头，西方根本就生产不出能够和中国竞争的商品，只有靠鸦片平衡贸易。中国政府不闻不问，不插手经济，是非常英明的，正看着日本走向失败。
但是的但是，情况发生了变化，市场失灵了。
第四节 西天取经
西阵的一主管竹内作兵卫读到一本书《西国立志编》。上面简单介绍了法国发明了一种新的丝绸纺织机，于是向京都府询问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京都府也不知道，转问聘请的法国教师，回答是法国丝绸先进地区里仰发明的一种革命性的丝绸纺织机。
《西国立志编》是一本描写产业革命时期发明家的传记，原名是"Self-help"，中村正直翻译，里面重要的思想是“人自助天助”，可能与日本大炼钢铁时代的“成せば成る（如果做就能成）”的谚语相似，成为明治初年的畅销书。里面介绍了法国人Joseph Marie Jacquard发明的新式纺织机，日本人用汉字标记为“若瓜德”。日本流行的书和中国流行的书颇不相同，尽是这些不能等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中国则是西方思想家的著作，张口就是什么哈耶克怎么说。对了，当时还没有哈耶克，但类似的人物不少。
西阵所拥有的纺织机，一种是用于一般织物的平机，另一种是可以纺织花纹的空引机。空引机是从中国明朝传来的，我不知道中国对应的名称是什么，这里就直接使用日本的名称了。现在的西阵织物馆还保存着空引机和平机的实物，及其详细的结构和动作图解。空引机结构巧妙，可以说达到了木制机械的顶峰，古代中国的技术可见一斑。空引机需要两个人配合操作，在职人熟练的技巧下，可以在丝绸上纺织出美丽的图案。
西阵经营困难的消息也传到了上边，工部省的少辅山尾庸三跑来视察。日本找市长，市长就来了，中国则“找市场”一句话就打发了。虽然山尾庸三惊异于西阵精湛的技艺，但同时也惊异于西阵的效率低下，终日劳作却生产率很低。于是大笔一挥，由工部省出钱购买两台洋式机械借给西阵，一台纹织，一台平织，让西阵能领悟到洋式机械的效率。然后再到全国其它丝绸产地巡回展示，让大家都换换脑筋。山尾庸三幕末有留学的经历，知道蒸汽驱动的洋式机械的威力。奇怪的是，同样有西方留学的经历，中国领导人大笔一挥却是承包提高积极性，来个不换脑筋换人。这其中的差别，大概是日本武士曾经大炼钢铁，留学时注意学习的是别人的钢铁机器。中国则是刷盘子，如果积极性高，多刷几小时的盘子，就可以多挣一点钱。
但是，山尾庸三虽然实见过西方蒸汽驱动的洋式机械，但对丝绸纺织机械却一无所知。他也知道自己不知道，但有人知道啊。于是他的大笔继续写到，要西阵派两名熟练的织工前去考察购买。批购买机器的费用1000美元，两人的差旅费及相关费用合计4600美元。这大概也是由于山尾庸三的大炼钢铁的经历，知道只有实际经验者才有发言权。中国是推崇文章写的漂亮的，于是讲究文凭职称，尊重知识分子和专家。于是中国派遣的知识分子把西方描写得象花一样，但具体怎么做的一概不知，反正不自己做。
西阵也不清楚要买什么，书上的说法过于简单。他们对山尾庸三的指示的理解就是去法国购买蒸汽驱动的纺织机，从幕末大炼钢铁“攘夷”到维新后的“文明开化”一连串运动中，蒸汽驱动的机械是时代进步的象征，只要有可能就购买蒸汽驱动的机械。还不用自己出钱，西阵也乐得派人去买。但人选却发愁了，没有人愿意去。既然始作蛹者是竹内作兵卫，那就派他去好了。但竹内作兵卫年岁已高，就派他下面的佐仓常七，又拉郎配了一个井上伊兵卫。那个时代，可能思想保守，对出国不感兴趣，中国也一样。但新问题又来了，佐仓常七和井上伊兵卫虽然是熟练织工，但几乎是文盲，不要说法语，就连本国语读写都有困难，也不会打算盘算帐。这时西阵的一位负责机械制造维护织工师吉田忠七，听到派人出国的消息，也坚持自己要去。按照上面的指示，织工才能去，吉田忠七没有资格。但织工是文盲，吉田忠七好歹算一知识分子，一起去大家能放心些。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上面只批了两个人的差旅费。现在又加了一人，这费用怎么出。原则上由各社分担，但现在经营困难，拿不出钱来。于是，联名上书给京都府，让政府先垫付旅费，然后再慢慢还。实际上，西阵的18家分社中，就木棉社一家还清了所有的政府贷款。政府的钱就是好骗。这是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所以当代中国的国有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革，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当年中国的体制就非常先进，要借钱找民间钱庄，找高利贷也可以，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高效率配置资源。
1872年11月，佐仓常七等3人和京都开商会社的松村利三郎等2人一起从神户港出发，前往法国。看样子，京都府组建了不少“会社”，开商会社的松村利三郎等人估计代表京都开拓海外市场了。还是中国政府先进，无为而治，看不见的手能自动高效率开拓市场，不需要政府操心。
佐仓常七等3人在法国里仰仅看了一周，就写信给西阵的负责人，描述所见所闻和他们的建议。此行的目的是购买蒸汽驱动的机械，现场看到了蒸汽机械，被蒸汽机械的效率所折服，一人操纵一台机器，从早6点到晚6点大概能织3丈多的平绢。但一问价格，一台要1500美元，如果数十台一起使用，再加上蒸汽机的辅助传动装置，这巨大的投资西阵恐怕承担不起。
这一点与幕末五代友厚非常不同。五代友厚是武士代表藩政府是官，在英国看到蒸汽绵纺机很好，就毫不犹豫买了套2000锭的蒸汽绵纺机。1867年在萨摩建立了日本第一座近代纺织企业——鹿儿岛纺织。官和民间人士对事情的看法不太一样，不太考虑经济效益，好大喜功。结果近代蒸汽绵纺机不适应日本产的短纤维棉花，导致运行效率低下，鹿儿岛纺织惨淡经营。官办企业总是办不好的，在这里又体现出来了。
佐仓常七等人观察到手工机器比较便宜，平织机约60美元，纹织机110美元，效率也还不错，日产量有幅6尺长1丈6尺。观察到这种手动机器比西阵所拥有的空引机使用便利，只要一人操作即可织出图案。并提议，先购买并传习这种手动机器，并附录了如何学习和传授这种新手动机器的计划。当然，如果还是坚持购买蒸汽机械，他们等候指示。
这信写的通俗易懂，使西阵侧没有见识过的人都能明白。他们完全不懂外语，只经过了一周时间，就知道应该学什么怎么学，并正确的把信息传递给故国，有些不可想象。这大概是熟练织工佐仓常七和井上伊兵卫，有丰富的现场经验，能很快领悟西式机器原理和长处。文化水平虽然不高，由吉田忠七给补足了。这大概可以算最初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吧。于是，西阵最后决定购买手动机器。
第五节 开坛布道
佐仓常七和井上伊兵卫留在里仰实习了8个月，于1873年12月回国，携带了22台用于丝绸纹织的“若瓜德”机，其中20台100口，2台1200口。这里的“口”是指“若瓜德”机上一部件开满了用于穿丝的孔，孔数越多越能织出复杂精巧的图案。还有20台用于丝绸和绵平织的“飞梭”。这些手动机器与山尾庸三原来的设想大相径庭，但却是对照西阵的实际情况，取得了比原来预想更好的技术引进效果。吉田忠七则申请延长半年学习西洋染色技术，以机械设计发明为目的出行的他敏锐地观察到西洋染色技术的重要。但在1874年归国途中，在伊豆冲附近遭遇风暴，连同收集到的器械资料一同沉没。后西阵为了纪念他，革新的机器以他的名义提出专利申请。1874年，京都府设置织工场，放置这些从法国购买的机器，佐仓常七和井上伊兵卫现场纺织并传授技艺。1875年1月，开始全国规模招收传习生。
但是，“若瓜德”技术传播普及花费了10年以上的时间。障碍之一是100口的低档“若瓜德”用于学习还行，做不到名工操纵空引机的效果。400-600口以上的机器虽然能做出空引机达不到的效果，但价格又太贵。为了促进“若瓜德”的普及，西阵的大工荒木小平开始尝试仿制“若瓜德”。现在的西阵织物馆还保存着一台荒木小平制作的200口的木制“若瓜德”。其时日本还没有铁，也没有铁的加工技术，只能用木头仿制铁机器。
用木头仿制铁机器谈何容易。仿制并不顺利，木制机器故障不断，操作不便，重要的是200口基本到了木制精度的上限。但是，随着日本制铁和铁加工技术的进展，京都府的伏水制作所和铁工所开始制造铁制的“若瓜德”部件。铁推动着土产“若瓜德”质量和性能的改善，推动“若瓜德”的普及。法国长期留学的近藤德太郎，1883年回国后对“若瓜德”的普及起到了很大作用。他负责织工场的传习，发明了一种简化的“若瓜德”，虽然不能织复杂图案，但易于学习使用维护，是很好的“若瓜德”入门机，易于被学员掌握。
障碍之二是纹织的工艺流程。空引机纹织前的图案准备需要花很长时间，主要靠织户的技巧，这些技巧往往是祖传秘技。而“若瓜德”需要纹纸，类似于现在计算机软件。有了纹纸任何人都可以用“若瓜德”织出图案。如果没有纹纸，即使是名工也不能织出图案。纹纸的制造技术是“若瓜德”普及的关键。1888年设立的龙月社纹工所是西阵最初设立的纹纸制造贩卖的机构。纹工所把绘在纸上的原始图案通过纹雕机等一连串工序生成纹纸，然后把纹纸传递给织户。新的生产力催生了新的社会分工。原始图案的设计又使丝绸与京都传统的绘画美术等产业联系起来，带动了这些传统产业发展。纹纸业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若瓜德”的改良革新。西阵又在“若瓜德”上增加了传统的“棒刀”，后来又增加了一台“前机”，土洋结合，使“若瓜德”的图案精细程度和设计自由度有了飞跃的提高。
新生产力的引入、传习、模仿、改良，不是一帆风顺的，充满了挫折和失败。没有谁因为失败而跳楼了，也没听说谁因为成功而富贵了，没有跳搂和富贵的压力和动力，“若瓜德”的推广进展非常缓慢。1882年约40台，1884年约50台，1886年400台，1891年800台。1894年达到7000台，约占总织机数的一半。随着新生产力的普及，高的生产效率和图案设计的快捷自由，使丝绸尤其是纹织丝绸，从上流社会开始走向寻常百姓家。使市场基盘急速扩大。
相比较而言，用于丝和棉平织的“飞梭”，普及推广仿制改良就顺利得多。1877年的西南战争，大量订购宽幅面的军用面料，极大推动了“飞梭”的普及。西阵的棉织分社——木棉社，使用洋纱和土纱混织，发挥各自优势，又与传统的织布工艺相结合，赢得了市场，相对恢复快，所以只有它还清了政府贷款。
在新的生产力普及过程中，西阵的发展也是充满坎坷。维新以来的销售额一直在60-70万元徘徊。1875年开始稳步成长，又由于西南战争，政府大量发行货币导致通货膨胀，实质税率下降，使丝绸织物销售旺盛。1880年达到顶峰，销售额达到130万元。但这期间，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西阵的织户们不免贼心大动，他们也是理性经济人。用进口高级细棉丝与蚕丝混织冒充纯正丝绸。用偷工减料的染色法代替冒充蓝染。西阵为了防止砸了“西阵”的品牌，制定制度，所有的织物都要检查，贴上分等标签和织户的姓名，但由于人手不够，这制度实际名存实亡。1881年政局动荡，1882年松方紧缩财政，使日本经济急速冷却，西阵也跟着跌入谷底。大家都没钱了，自然不会消费丝绸这样的奢侈品，市场的冷却使粗制滥造的恶果显现出来，西阵的销售直线下降，1885年的销售额只有25万左右。从1886年开始，西阵从谷底开始奇迹般的恢复成长，虽然缓慢但持续有力，但直到1894年还没有恢复到1880年的水平。增长的主力却是原来属于假冒伪劣的棉丝混织品种，只是这次西阵实话实说，于是西阵又发明了一种主力新商品。
这期间西阵也经历了多次改组。1877年，西阵物产会社被改组为西阵织物会所，18社被整理成8社。从“会社”降格为“会所”。1885年被再次改组，改组成西阵织物业组合，原来的8社改为8部。从“会所”又降格为“组合”。从维新开始，凭维新的热情组建“会社”，转了一圈，又回到了松散的近似于原来封建时代的“仲间”制度。生产关系没有变，但生产力发生了革命的变化，西阵已经鸟枪换炮了，“若瓜德”开始急速普及了。
西阵的发展轨迹，非常具有代表性，可以说是日本的各地区各传统产业发展的缩影。丝绸的销售可以说是日本整体经济情况的指示器，它直接反映了日本经济的景气情况。从维新开始的混乱，到洋跃进的疯狂，再到洋跃进的失败使日本经济跌入谷底，然后再缓慢恢复，甲午战争前才恢复到1880年的水平。在这期间，由于维新的热情，尝试了各种新型的生产关系，最后往往又退回到与原来相似的制度。原来的制度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有它的合理性。所谓的先进制度并不能保证经济增长。
经过了10余年时间，产值利润没有变，生产关系也没有变，可以说是失去的10年、15年。但在这失去的10年、15年背后，却是生产力质的提高，人的技术水平和装备水平都有脱胎换骨的跃进。更重要的是，这些装备都能自己生产改良，人才都可以自己培养。随着装备不断改进，更有效率，需要更多人手操作的新装备不断出现，这些新的生产力使传统产业逐步从家庭副业，过渡到散工制再到现代的工厂制，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同时期的中国，抓住了甲午战争前的宝贵和平发展机遇，各传统产业都平稳增长，没有象日本那样大起大落，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即便不尊重市场搞洋务运动，但规模小，发现没有利润后收手也快，远没有达到影响国民经济的程度。市场经济虽然促进了产值利润的增长，但却没有带来生产力的变革，使生产力在低位锁定，经济增长却逐步把中国带入深渊。
第六节 走向深渊和回光返照
从西阵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中国会停滞衰落了。中国历史上朝代不断更替，经济虽然在不断增长，但生产力都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一直以来，都认为这是中国封建专制的传统窒息了生产力的发展。于是总是反思是什么劣根性导致中国不能发展。实际上，这所谓的劣根性实际就是市场经济。
想象一下，在当时中国江浙一带丝绸发达地区的一位技艺精湛，类似佐仓常七的个体织户，如果想获得日本那样的生产力革新，需要克服什么困难。首先中国没有《西国立志编》，因为中国的精英阶层对这种雕虫小技不感兴趣，讲究无为而治。那些民主自由的书是好，但解决不了具体的吃饭问题。即便有，自己还不认字。即使听别人说起，自己还得准备一大笔差旅费和设备购置费，这其中的风险还深不可测。西阵引进成功了，但日本的多数是引进不成功的，所以才有洋跃进的失败。就算他能下定决心，排除困难，把洋设备买到手。他也决没有可能免费开班传授技艺，这违反了理性人的原则。没有广大的用户群，就不可能仿制改良洋设备，买比造更符合比较利益。同时，仿制改良也超过了他的专业能力。但如果不仿制，洋设备的日常保养维护就会有问题，升级换代更不可能，洋设备是否真能发挥效率是有疑问的。由此引发的配套产业，也远远超过了他的能力。
前面的困难，对于财大气粗的财主，在成功了富贵失败了跳楼的市场经济激励机制下，或能克服。但后面的技术传播和仿制改良，则直接违反了理性经济人的原则，没有克服的可能。1874年陈启源在广东创办我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算是克服前面困难的例子，但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孤零零的存在，说明后面的困难是克服不了的。这是市场经济强力约束的结果，而不是什么风水风化的封建压迫。
对于个体织户来说，这些困难他一个都克服不了。他唯一能做的是使自己手脚更麻利些，技艺更精湛些，更起早贪黑些。当然，他会有一段黄金时期，竞争对手日本在搞洋跃进不断试行错误。在黄金时代的高潮，同时也是尾声的时候，西太后修建花园非常合乎常理。按今天的术语说就是发展房地产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如果拿钱训练扩充舰队，那只能赔钱，没有任何拉动经济的效果，因为中国没有相关产业。赔钱只能导致弱国，无论动机多么高尚，西太后肯定有当代中国学者一样的认识。
但随着竞争对手日本逐步走入正轨，他会越来越感受竞争压力。他的技术再精湛，也比不过日本专业化的纹纸产业，他积极性再高涨，也比不过“若瓜德”的效率。随着时间推移，这差距还越来越大，“若瓜德”在不断改进，逐步装上了电动机和石油发动机。此时，蒸汽时代已经进入尾声，代之的是这些小型轻便的动力。在市场经济中，在不断发扬积极性的过程中，他必然走向毁灭。
如果说在“铁”的竞争中，中国士兵是拿着大刀与日本的大炮对抗。而在这“丝绸”的和平竞争中，一样是拿着大刀与日本的大炮对抗。无论怎么改变体制，提高积极性，失败是必然的。当然，有人会说，他竞争不过拿着新式织机的日本同行，但他可以竞争过自己的同胞，兼并成长规模扩大后就有能力进行这生产力的跃进了。但从西阵的经验看，在手工业时代，大规模的企业效率是不高的，内部组织管理监督的成本要超过市场交易的成本。中国历史上有大的丝绸商，但没有出现大的丝织企业，这是市场经济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封建压迫。日本出现大型丝织企业，那是出现大型机器以后的事。
上游养蚕个体户在市场经济中，经历了与织户一样的，用大刀对抗日本大炮的故事。织户被消灭，使养蚕个体户更加雪上加霜，因为没有内需了。于是乎，中国生丝定价权没有了，无论养蚕的生产要素如何变化，价格由纽约或者里仰的交易所决定，就有了茅盾的短篇小说《春蚕》。中国丝绸业的这下场，有当代中国学者拿来做论据，论述近代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因为没有按照价格配置生产要素。殊不知，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和归宿。
当代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也是一样的遭遇。大量的商品自己没有定价权，大量的生产者破产倒闭，失业率激增，大学生也找不到工作。把上面的“丝绸”换成现在的各行各业，都可以看到几乎一样的毁灭轨迹。市场经济高效率配置资源只适合生产力发展非常缓慢的时代。在生产力急速进步的年代，从长远眼光看，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虽然得到了局部最优，但导致了生产力的停滞。
但是，事物又它的另一面。甲午至辛亥间，民间资本即民族资本是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平均年增长率达15.1％。正是这种增长，成为辛亥革命经济上的动力。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但民气大开，在工商界正式形成“实业救国”论。自辛亥革命到1920年，外国在华产业投资因欧战影响进人颓势，增长率仅有4.5％；官僚资本的增长率更跌为3.8％；唯民族产业资本的增长仍保持两位数，为10.5％。1927-1937更被称为黄金十年。农产品的商品化是传统经济进步的标志，也是工业化的条件，它为工业提供市场，也给农民提供收益。农村的商品化加速了，近来有学者估计粮食的商品率1840年为10.5％，1894年为15.8％，1920年为21.6％，1931年为31.4％。主要农作物商品值，按不变价格计，其平均年增长率早期不过1.5％，二三十年代为３％强。
甲午之后，当代中国学者梦寐以求的工场制手工业出现了，机制工厂也出现了，商品化也出现了，中国开始长驱直入资本主义了。如果保持这种增长，现在的中国就是发达国家了，民主自由也都实现了。要知道，同时期日本的工业增长速度只有3、4%的水平，固然日本的丝绸等传统产业优势很大，但要补贴没有效益的“铁”，不比中国轻装前进。这差不多成了当代中国学者的主流认识。但是，后面就不说了，历史变化的一塌糊涂，回想起来痛心疾首。
中国这矛盾的两面，也反映到当时的文学作品上。读鲁迅、茅盾的作品是一种感受，读梁实秋的作品又是另一种感受，感觉他们好象不在同一个国家，如果他们不论战的话。当代中国学者也是完全相反的两分，好的很和糟的很。这与对当代中国的认识一样，完全两分，所以争论激烈，改革的共识破裂。用比较中性的语言描述，大概就是常说的，宏观经济好，微观不好。现在中国可以拿出很多宏观数据说明经济形势一片大好，GDP的增长率独占鳌头，高达10%。现在的日本GDP增长只有2、3%的水平。同时，又可以拿出很多事例来说明民生艰难，于是说要建立和谐社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黑白分明的两分？
第七节 高增长走向崩溃
西方蒸汽驱动的现代工业大生产，是在西方铁与血的殖民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它并不适合有高度发达手工业的中国和日本。或者说不能与东方传统手工业竞争。于是，我们可以看到，鸦片战争以后，即使是超低的关税，西方的工业品并不能有效进入中国市场，1890年代以前西方输往中国的主力商品一直是鸦片。西方在中国和日本投资近代工业也很少，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洋跃进虽然搞了不少近代工厂，但多以失败为结局。这是什么原因？洋务运动的失败，中国总结的是制度之殇，官办是不对的，但不官办的丝绸产业怎么也没有成功例子？
这里从技术的演进，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明问题。蒸汽机庞大复杂，操作使用维护不便，其实并不适合做工厂动力，是不得已而为之。现代虽然已经进入原子时代，但原动机依然主要是蒸汽机，只是我们看不到。现代蒸汽机集中在电站，在电站由专业人士使用维护，我们看到使用的是简单的电动机。但在近代，还没有发明电力，只有直接利用蒸汽机了。使用维护蒸汽机需要“铁”的支持，要有制造使用维护“铁”的工程师engineer。engineer最原始的含意是指军队中指挥的将校。西方在坚船利炮殖民过程中，发展了“铁”，培养出了engineer。于是，蒸汽机在西方使用有相应的技术基础，但移植到一直和平发展的，手工业高度发达的中国和日本，就遇到问题，因为没有“铁”的基础。五代友厚1867年最早引进蒸汽驱动的2000锭近代绵纺织机，后来日本政府又买了几套2000锭机组，但大多数使用水车动力了。蒸汽机不仅本身使用维护困难，动力传输分配机构的使用维护也非常困难。水力虽然需要把工厂设在山区，还有大量的土木工程费用，但总算起来比使用蒸汽机还是合算。釜石制铁所把蒸汽机改回水车了，使用蒸汽机的即使民营的中小坂制铁所也没有效益。
西方的机器并不适合东方的原料。例如，东方的棉花是短纤维的，用于长纤维棉花纺织的西方机械效率低下。这是日本最早洋式纺织机运转困难的原因。东方的铁矿石和煤硫黄含量也高，也不适合西方设备。中国人认为洋务运动失败是因为制度问题，封建专制腐败等等，于是要改革制度。而日本人认为是技术问题，要不断改进技术。这大概是因为大炼钢铁的经历改造了日本的文化和认识。
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高度发达的手工业时代，征服的殖民地也非常落后，西方的机器大规模生产的整齐划一的商品，可以有市场销售。但这些整齐划一的商品贩卖到中国和日本，则档次太低，不能满足需要。同样是棉布，织法有很多种，特性和用途差别很大。利用进口绵纱结合传统纺织工艺，中国和日本传统纺织业又创造出不少新的品种。丝绸更是如此，中国日本传统的技艺非常高。而当时的西方机器，还远做不到人手的精巧。洋布比土布卖的便宜，还是销售不畅。日本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市场是公正。
西方近代工业，不适合东方的风土人情原料。很长的时间，并不构成对中国和日本传统行业的竞争和压迫，近来很多研究都表明了这一点。中国和日本搞的洋务运动和洋跃进的失败，不是因为制度之殇，而是技术原因。但下面的差别就显示出来了，日本经历了大炼钢铁改造的文化改造了认识，只要做就能成。于是失败了再爬起来，坚持不懈的努力，一点点改良，使西方先进机器技术与日本国情相结合。于是我们可以看到釜石制铁所经过曲折的道路复活成功。2000锭绵纺机组经过漫长的16年道路，促成大阪纺的成功。西阵虽然没有洋跃进，而是从手工机器逐步改良，但也经过了漫长的岁月。
失败是很正常的事，日本的体制是失败了也不跳楼，只要爬起来不断奋斗，于是它的生产力逐步改进提高，虽然缓慢。俗话说，不怕慢就怕站。中国是失败了跳楼的市场经济体制，于是那些为民族奋斗的英雄被市场经济扼杀了，这是真正的身心具灭。中国断绝了现代化的道路，不是因为什么封建专制腐败，而是市场经济制度，或者更进一步是中国对市场经济执着信仰的文化。
甲午后，中国近代工业的大发展，不是什么民气大开，中国人一直是思想解放的。而是门槛降低了，日本的入侵，把那些经过本土化改造后的西洋技术——东洋技术带到了中国，比如西阵的“若瓜德”，甚至还卖相配套的纹纸，后来还有丰田织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并没有改变，辛亥革命只赶走了皇帝，没有触动市场经济基础和文化。东洋技术入侵的结果，由于适合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原料，那些手工工场和小型机制工厂大发展，于是宏观上看形势喜人。但从微观上看，这些适合国情的东洋技术使中国传统的家庭副业大规模破产。实际上，中国自古以来商品化程度非常高，家庭副业并不是自给自足，而是主要在本乡本土交换，于是也就进入不了商品化的数字统计视野。现在，这些家庭副业竞争不过东洋技术破产了，本乡的棉花和粮食自己不加工了，把这些农产品卖出本乡，再从外地购买更符合比较优势，于是从统计数字上看商品化程度提高了。
如果在本乡本土交换，从交易者个人角度计算，可能吃亏了。但出产的棉花和粮食都留在本地，物质不灭。而从外部交换，个人的效用是提高了，但交换回的成品棉布和粮食，在数量上远赶不上原来调出的棉花和粮食。而农业生产力并没有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要靠水利、种子、肥料。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这些都改良不了。农业总出产没有提高，“统计”商品化进展，其实是抽血的过程，使农村走向破产。
这与日本不同，日本是靠自力实现技术进步的，虽然也存在一样的破产过程，但催生了新的产业，大量的人可以转行从事这些新技术行业。同时，破产的压力也推动日本对外殖民。中国就不一样，没有新产业可以被转移，破产了虽然也可以象日本一样“吃粮当兵”。但中国没有“铁”，不能对外殖民，就只能内战了。伴随中国近代工业和商品发展的是不断高涨的内战。辛亥革命经济上的动力，实际不是近代产业的发展，而是经济的贫困。
从国际范围看，更能体现这种物质移动。日本的绵纺先用日本棉花，后来日本不产棉花了，从中国进口。再后来，日本绵纺搬到中国，被称为“在华纺”。在日本的在华纺带动下，中国的民族纺也开始发展了。“民族纺”虽然与“在华纺”竞争，但也依靠“在华纺”的技术支持，于是中国的民族资本革命性和妥协性并存。中国大量的农田为日本种棉花，加速了中国农村破产。
东洋技术填补了西洋技术与中国传统技术之间的空白，封杀了中国由日本从家庭幅业走向现代化的道路。那些看起来增长的民族资本，没有可能再投资发展本土技术了，挣到的利润就用于消费，消费在数字上也带动了中国经济发展。于是可以发现上海非常繁华，有东方巴黎之称。《丰田之路》一书里讲了这样的故事，丰田佐吉带着侄儿丰田英二，到上海投资办厂推销丰田织机，还在读小学的丰田英二被上海奔跑的汽车所折服，立下了造汽车的志向。这些奢侈消费品需要中国拿更多的物质去交换，在数字的高速增长中，中国更加贫困。
购买日本的东洋技术，间接促进了日本“铁”的发展。日本的丝绸产业，虽然也消耗了大量日本资源，但交换回的不是奢侈的消费品，而是实实在在提升自己“铁”的技术，日本的“铁”还不能与西方竞争，还需要漫长艰苦的道路，于是在数字上看不出经济增长。日本经济增长率很低，只有2、3%的水平，中国则有10%以上的增长率。但是，经过高速增长后，918和77，中国完全不能与日本对抗了，甲午战争还可以说是势均力敌。同样的故事也在当代中国上演，也是高度经济增长，另一面却是巨大的社会矛盾。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伴随生产力的提高，而是资源大量流失，环境的大量破坏。大量的失业和不能买房子结婚生子是资源大量流失的具体表现。CRH在日本的新干线上贴牌，与当年《林家铺子》中的“完全国货”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林家铺子》在小商品上贴牌，CRH是大家伙。即将开始的大飞机计划，也是国际采购，中国已经丧失了技术能力。
历史会一样演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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