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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安新区的伦敦样本：半个世纪后为什么英国伦敦反而在加速回归市中心? |
伦敦在二战后制定过和现在北京一样的政策：限制增长，疏散发展，建设新城。但半个世纪后，伦敦的决策者却主动承认错误并重新制定战略：表示尊重市场和人的选择，回归伦敦市中心，甚至鼓励核心区域加密竖向紧凑发展。
四月以来最火的热点必然是雄安，这个为了缓解北京“大城市病”而诞生的新区。
但“大城市病”不只是中国独有，英国在50多年前就遇到了这个问题，那时候的大英帝国首都伦敦刚经历了二战，伦敦中心城区人口当时就超过八百万，产生了一系列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卫生资源紧张等大城市病。城市问题与北京当前十分相似。
拥挤的伦敦桥
过去300年“日不落帝国”伦敦人口变化图，1939年达到顶峰
这些问题促使伦敦当时的决策者开始思考应对措施：1937年，英国政府成立巴罗委员会（The Barlow Royal Commission），1942年，委员会提出了限制城市蔓延的思路，并开始制定区域规划、划定增长边界和建设新城。
2016版《伦敦规划》的人口预测（1971-2036）
1944年，阿伯克隆比爵士（Sir Leslie Patrick Abercrombie）和巴罗委员会一起主持制定了轮廓性的大伦敦规划（Greater London Plan 1944），规划面积达到6735平方公里，涵盖周边与之紧密联系的134个郡属市等地方自治政府，涉及1250万人。
1944年制定的大伦敦规划，一直沿用到本世纪初
当时的规划方案是在距伦敦中心半径约为48公里的范围内建设4个同心圈：第一圈是城市内环，第二圈是郊区圈，第三圈是环形绿化带，第四圈是乡村外环。
第三圈环形绿化带就是为了阻止伦敦进一步蔓延
1946年，英国制定“新城法”，计划在伦敦第三圈绿化带以外新建8个具有独立性的卫星城，其中就包括Harlow和Crawley等新城，与伦敦核心区相距30—60公里，出发点就是为了承载由伦敦市区疏散而来的部分人口及产业。
但最后实践证明，由于这8个卫星城依然处于伦敦通勤范围内，住在卫星城的人难以抗拒伦敦的巨大产业吸引，还是到伦敦找了工作，最后卫星城依然沦为“睡城”，完全无法承接伦敦人口和功能疏解，反而在通勤过程中增加了伦敦的交通压力。
因此在60年代中期，伦敦开始编制新的卫星城规划，利用三条主要对外快速交通干线，在交通干线远端，相距伦敦70-100公里左右的米尔顿凯恩斯、南安普顿、朴次茅斯等地建设具有“反磁力”作用的新城，并最终初步实现了功能自立。
面对强大的主城，弱小的新城不要太远，也不能太近，要拉开一定的距离，超越日常通勤的时空，才能避免沦为睡城的命运，在北京100公里以外的雄安建立新区也正是为了避免新区最后又和北京连成一片。
新城米尔顿凯恩斯建于1967年，到现在也就只有短短50年的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与美国由市场引导自发形成卫星城不同，英国的卫星城完全是在政府的规划下，由英国政府拨款并联合私营企业采用PPP的方式建设起来的，从而在规划和城市建设上避免了一些传统都市的弊端。
米尔顿凯恩斯目前人口约22万，已经有超过5000家企业到这里投资，其中20%为外企，许多耳熟能详的企业都把英国总部设在了米尔顿凯恩斯，包括梅赛德斯—奔驰、大众集团、美孚石油、尼桑、雅马哈、达美乐披萨等，英国本土企业如Rightmove，Argos，BP，Essentra也都把总部放在了这里。
在本世纪初的英国最佳工作城市的调查中，米尔顿凯恩斯甚至力压伦敦、曼彻斯特等大城市。
新城开发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解决了二战后英国大城市人口拥挤和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控制伦敦市区的自发性蔓延，改善混乱的城市环境起到了一定作用。
图为1939-2015年大伦敦各区域人口变化，红色为人口减少，蓝色为人口增加
从上图可以看出，这半个世纪以来伦敦核心区人口显著下降。看起来1944年制定的这个大伦敦规划被执行得非常好？
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个《大伦敦规划 1944》实际上是以失败告终。
最关键的失败原因就是当时的规划者对大城市在新兴产业（金融、科技、创意产业等）竞争环境中的人才集聚优势严重估计不足。
2004年2月，大伦敦政府（GLA）颁布了新一轮规划——《大伦敦空间发展战略》，并在其中描绘了伦敦未来30年的战略发展。
在新兴产业为主的市场环境下，伦敦的决策者承认了之前的错误，180度掉头，表示尊重市场和人们的选择，回归伦敦市中心，并鼓励核心区域加密竖向紧凑发展，毕竟第三产业已经占到英国GDP总量的80%。
伦敦重新认识到人口的增长，核心区加密、紧凑的竖向开发方式，实际上有利于城市发展。
图为伦敦市中心现在热火朝天的高楼建设场景，伦敦又要重新开发市中心了。
近十几年生活在伦敦的话就能明显感觉到市中心的高楼正越建越多
可以想见，少了各种管制，大楼将尽情生长，伦敦的容纳力也将再次释放。
除此之外，2004年的《大伦敦空间发展战略》还明确了空间发展的优先权，在过去50年发展过程中未能获益的伦敦市中心地区，特别是东伦敦大片占据优越地理位置的地区，需要在未来的发展中得到优先考虑和支持。
以伦敦东部靠近老金融城的Shoreditch区为例，Shoreditch和英格兰央行所在的老金融城仅一街之隔，虽然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但过去一直是以“贫穷而性感”著称，由于低收入人口集聚和区域配套设施不足，加上之前规划上的不重视，Shoreditch在过去一直属于伦敦市中心的“价值洼地”。
伦敦房价上涨预期的背后是人口和工作移民的急剧增长。据伦敦市政府数据，到2036年伦敦人口的将从今天的850万增长到1000万，而《牛津经济学报》称人口将达到1100万。在未来20年仅仅雇工的增长将超过30万。《伦敦经济学报》称最保守的估计在未来的15年伦敦的平均房价会翻倍。
这十几年来随着伦敦市政府重新开始开发市中心核心区，Shoreditch的区位优势马上就显现了出来，伦敦政府直接把东伦敦科技城（East London Tech City）定在了Shoreditch，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规划到卫星城，不但投入4亿英镑支持科技城的发展，还制定优惠政策确保把新建筑中的一部分空间用作科技孵化区。
自此之后高科技企业和新兴互联网公司开始在Shoreditch集聚，思科、英特尔、亚马逊、彭博、推特、高通等大型公司开始进驻，仅2011年就有200多家科技企业将总部定在伦敦科技城。亚马逊欧洲总部大楼2017年底竣工后马上就能给Shoreditch新增5000个工作岗位。
Shoreditch里的Silicon Roundabout已经成了科技公司和初创企业的大本营。
企业不断入驻也给Shoreditch这个区域带来了久违的活力，越来越多的伦敦金融城和科技城上班族和高管开始在这里定居和工作，金融、科技和创意产业人才的集聚效应开始显现。
Shoreditch作为伦敦最早一批接受重建改造的核心区，摇身一变成了伦敦金融城附近的科技城，整个区域焕然一新，甚至由此产生了Shoreditchification这一新词（指伦敦市中心其他区域也正在发生和Shoreditch一样的变化）。
伦敦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最终回到原点，重新回归市中心，可以把这看成伦敦对新经济的妥协，也可以理解为伦敦对市场的尊重。
既然伦敦的决策者选择不再扮演上帝，那就让城市在市场的选择下自由生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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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文章值得一看。但是英国伦敦和中国北京也有一些区别，比如：
1、帝国衰落了50年，其在世界的地位也下降了50年，英国是从“日不落帝国”往下，中国是从一穷二白往上走，这个要考虑。
2、英国就那么点人口不到7000万、没有巨大城市化空间，而中国人口13亿，完全是2个不同等级体量。
3、两国政治体制不同，政府的意志对社会经济影响完全不同。政府能调动的资源和效率完全不同。
4、社会经济基础也不同，中国有力量巨大的国有企业。
5、北京缺水，城市规模再扩大、即便有南水北调~资源也有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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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贴被作者本人于2017/4/12 15:58:49编辑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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