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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习总座谈“献策中南海”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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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日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在年中经济数据即将发布之际，这一座谈会的召开引人注目。按往年规律，年中数据发布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召开会议研究上半年经济形势，并为下半年经济工作“定调”。而在高层眼里，专家学者的智力贡献对科学决策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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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座谈会上，有机会向领导人建言献策的六张“面孔”是谁?对于中国经济重要的热点问题，他们近期公开发表过哪些观点?让我们一探究竟。
面孔
王战，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主要研究世界经济、中国经济与政策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上海的改革、开放与发展。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企业改革、经济制度变迁、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发展与政策。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货币理论与政策、国际金融、宏观经济、资本市场、财政理论与政策。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委员。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主要研究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国情与公共政策，中国经济发展与发展政策。上世纪90年代最早提出“分税制”改革的学者之一。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曾连任两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声音
——增长
【刘世锦】
中国经济增长正向“新常态”转换，其含义是“中高速增长的‘底’已经探明，比如7%左右，而且这个速度能够稳得住，能够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李扬】
经济增长减速并非坏事，因为它促使我们下决心全面转向提高效益、重视质量、创新立国的可持续发展轨道。
经济增长虽然减速且存在下行压力，但仍在可控范围之内，需要用一段较长的时间来消化前期调控政策的影响。
【林毅夫】
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下滑，最主要是受国际经济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有潜力在未来20年维持8%的年均增速。“我不是乐观主义，我是客观主义，大家都悲观，我就变成乐观主义。”
【樊纲】
中国正在经历艰难的结构“再平衡”，这一过程可能仍需要3至5年时间。
今年增速达到7.5%没问题，在2020年前中国经济仍将维持7%左右的高增速水平。
——改革
【王战】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王战作为人大代表向前来上海团参加审议的习近平反映，有些改革出台后反应不佳，如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方向对，但“落而不实”。国家要有统筹全局的深化改革时间表，“现在说是有时间表，但还是比较粗的。”
据社科院网站介绍，王战在此次习近平主持的座谈会上指出，全球经济正处于衰退与转型的并存期，我国对外开放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我们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发挥资本、人才、技术、市场等多方面的组合能力，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和长期发展潜力。”
【胡鞍钢】
关于财税改革，地方债务和土地财政问题的出现关键是地方没有正常的又是必需的本级税收来源，如果地方能通过财产税、资源税、环保税取得收入，地方政府就不会拼命卖地。此外，应考虑如何在服务业“营改增”中更多地考虑提高地方的比例，这样地方有很强的激励机制去发展自己的服务业。
——房地产
【王战】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中，最让人担心的三个问题是房地产泡沫、地方融资平台、产能过剩。为防止三者形成金融系统性风险，现在就需要未雨绸缪，同时对这三个问题设置预警和制定预案。
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光是靠防守，还要找到一些新的增长点。首先通过“营改增”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特别是今后二三产融合发展的产业，比如信息服务业，其次是小微企业和创新。
【刘世锦】
随着房地产市场趋势性分化和调整过剩产能等，局部风险开始暴露，但只要处置得当，就不会演变为系统性风险。
近期应以调整投资结构、稳定投资增速、化解金融风险为重点，着力推进相关重点领域的改革和政策调整，包括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以及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对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作用等等。
【李扬】
今年6月，由国土部牵头的房地产登记制度将在全国实施，这对全国的房地产市场将产生水落石出的影响。但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对经济和金融的影响依然可控，即便楼市价格急剧下滑，大部分住宅的价格仍高于房贷的结欠余额。因此，中国不会出现抵押品赎回权丧失的大潮。
【樊纲】
楼市拐点在4年前国家推出限购政策后就已经出现，楼市泡沫到现在已经破裂得差不多了，投资性需求基本被挤出来，剩下的多是刚需。这是一个软着陆的过程，中国不会出现崩盘式的硬着陆。
如果有一天，调控房地产的制度建设完备了，房地产税开征了，限购肯定会退出来。
——政府与市场
【刘世锦】
一种理想的、好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应当是“有效政府+有效市场”，二者之间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共生互补。改革的关键就在于政府要从越位、错位的地方退回来，在缺位的地方补上去。
【李扬】
近年来，经济增速每发生变化，政府几乎就立刻出手干预，这也造成微观主体强烈的政策依赖。这种状况必须扭转，应通过改革，创造条件让企业发挥主导作用，同时又让市场感受到政府有所作为。归根结底，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两个方面都要看。有效的市场当然是靠竞争、靠企业家。但因为现在大家不讲有为的政府，所以好像说我强调政府。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必须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力资本、金融和法治，这些都不是单个企业家可以做的，必须政府供给。问题不是讨论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
政府应该取消对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补贴，放开利率，提高资源税费，然后将因为减少补贴而获益的财政支出用于社会福利的改善。
【胡鞍钢】
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必须协调配合，在明确政府之手是服务于市场之手的基础之上，更要认识到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不是简单地让市场作用多一些、政府的作用少一些，而是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
【樊纲】
“十三五”期间可以不要产业政策，因为历年来产业政策的后遗症是产能过剩。市场的事情应该由市场决定，很可能政府对一个产业的判断并没有错，但是一鼓励市场就会用力过大，出现过剩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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