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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长于幼军坐镇火山口将改变煤炭发展思路
从地图上看，深圳、长沙、太原几乎连成一条直线，于幼军就是沿着这条线一路向北，走过从深圳市长到湖南省常务副省长、山西省长的这一路仕途。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到了湖南的湘西、山西的吕梁山太行山，才算真正认识了中国的国情。”
从履历上看，于幼军曾经是广东省最年轻的副省级干部，1994年在他41岁时出任广东省委常委，而后在此级别上工作了12年，直到2006年1月的山西省人代会上，他以全票当选为山西省省长。
从沿海开放的移民城市深圳来到反差强烈的内地，于幼军能给山西带来什么，成为人们对他的合理期待，反之新环境对于幼军新的执政挑战又是什么？在他到山西主政一周年之际，如何盘点自己一年来的政绩得失？早已成为山西老大难的矿难问题能否从根本上得到有效治理？山西这样一个曾为全国工业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但也因此承受了沉重生态环境代价的资源型省份，能否迎来一个全新的未来？
7月14日下午，《南方周末》记者就这一系列问题对于幼军进行了独家专访。采访地点在省长办公室，山西省政府坐落在昔日阎锡山督军府，本身是重点保护文物，古香古色的建筑传统而别致，于幼军的办公室十分简朴，书柜上摆放着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采访后第二天，山西灵石县蔺家庄煤矿又发生一起矿难，于幼军又风尘仆仆地赶到了矿难现场。截至7月18日，共找到50名矿工遗体。而这座煤矿正是于幼军到任后要求坚决关闭的小煤矿，早已被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看来山西煤炭的治理之路任重道远。
“在山西当省长，做不好煤这篇文章就当不下去”
记者：很多人认为山西省的省长不好当，如同坐在火山口上，矿难事故频发，而且比较难出政绩。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要调到山西来的？
于幼军：确实是非常突然，我去年6月初带团到美国去招商考察，走的时候没有任何消息，在路上就听说中央到湖南来考察我。一回到湖南，就听说要我到山西去。
记者：这之前你对山西有什么印象？
于幼军：以前我对山西基本上没什么了解。至于说印象，听到的当然是负面的居多了，比如矿难很多啊，报纸经常报道。
6月29日上午中央找我谈话，下午去报到时我连替换的衣服都没带。报到完了，7月1日山西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任命后，我就回湖南交接工作。结果我一回到湖南，7月2日山西就发生了宁武矿难，死了19个人，我说真是给我来个下马威啊。
记者：有人说“山西煤的文章做好了，省长就当好了”，你当时打算怎么做煤的文章？
于幼军：山西最大的省情就是煤炭资源，煤矿多，矿难也多。所以，煤炭对山西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是宝贵的资源财富，是最重要的经济支柱，长期以来支持了全国的发展，但长期无序过量开采也造成了一系列巨大问题和隐患，比如环境严重破坏、资源过度消耗、地表沉陷、矿难频发……
在山西当省长必须要做好煤的文章，做不好这篇文章你就当不下去。
“原有的煤炭发展思路已经难以为继，必须有根本转变”
记者：一般的新省长都会先去发改委和财政厅。而您来后，调研第一站去的就是煤炭工业局、安监局和国土资源厅。
于幼军：我琢磨我必须首先面对煤这个问题。在用几个月的时间“恶补”了相关知识后，形成了关于煤炭经济的发展思路。其重点是要遵循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转变煤炭经济的增长方式，加快调整和优化整个产业结构。这不仅是中央的要求，更是省情的迫使。
原来那条路已经难以为继了。再那样挖下去，整个山西地下的水系就全破坏了。原来老百姓挖个水井吃水和灌溉，挖个十来米二十来米就行了，现在要挖一二百米……山西本来就干旱缺水，再把地下水系都破坏了，那就是灭顶之灾啊。所以发展不能光看这十年八年啊，要看三五十年、100年后。因此，要有大的思路调整，大的动作。
记者：各方面对您的煤炭新思路有何反应？
于幼军：与省的领导同志交换意见后，我的想法形成了一篇文章，送给山西的一些老同志去征求意见。
我认为，山西的煤炭经济要自觉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思想的指引下，走集约发展、内涵发展、绿色发展、综合高效发展和文明和谐发展的新路。其次，山西要从煤炭基地发展成为国家的综合能源基地，要通过煤的加工转换发展电力，成为一个电力输送的基地；要发展煤化工，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煤化工基地；要通过把煤转换成醇醚燃料和煤基合成油，成为一个油的基地；山西还有10万亿立方米的煤层气，每年炼焦炉焦炭还产生150亿立方米的焦炉煤气，都在点天灯燃烧，这是很宝贵的资源，所以山西又可以成为一个燃气的供应基地。
省里几位搞了一辈子煤的老同志给了我肯定和鼓励。一位已退下来的老省委书记把我这篇“习作”送给了总理，总理看后马上批给国务院各个部长，要大家考虑如何支持山西的发展。
“要相信从来公道在民心”
记者：我们知道，您在山西第一个动作就是在去年9月份决定，关闭山西全部4000多个非法煤矿，但是那个时候您还是代省长，不少人好心劝你，要做的话也得等你把代字去掉再做，以避免影响你在人代会上的选票。你当时为什么不听？
于幼军：我到山西后，几乎每周都会接到矿难报告，而且都是非法煤矿，这引起我的重视。我问全省到底有多少非法煤矿，说没有统计，到市县调研我一问这个问题，也没人肯正面回答，大多“王顾左右而言他”，我知道这可能碰到了一根敏感的神经。
我就把国土资源厅厅长和煤炭安全监督局局长找来，说你们分两个方向，给我搞清楚全省到底有多少非法煤矿，一个月时间必须给我如实报上来。结果回来的数据都是4000多个。这就吓我一跳，山西合法的煤矿有4200，没想到非法的比合法的还多，全省八九千个煤矿，一个矿二三十年出一次事故，那么平均一年就会发生事故三四百起，基本上是一天一起了。这样不出事故才怪呢。
所以，治理矿难频发，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首先要把这4000多个非法矿坚决关掉，再把合法的那4000多个整合改造、提升。全世界几大产煤国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一个国家都只有几百个煤矿，哪有一个省就搞了近万个煤矿的？
我就此向其他同志请教。大家都说你非常敏锐，一下子抓住了山西的一个症结所在，但都说这是山西的老顽症，这二十多年就这个样子，整治非常地难，不能碰。
记者：为什么不能碰？
于幼军：我说这个非法小煤矿有百害而无一利，为何不能碰？他们开始说对当地经济发展作用很大，我说我去了解了，除了给村长乡长送红包给点分红以外，对集体经济并没有什么贡献。又说这牵涉到的几十万人的就业问题怎么办，我再了解也不是那么回事，非法小煤矿本地人基本上不干，都知道是要死人的，全部是从外省哄骗来的民工。
记者：那你发现真实的原因是什么？
于幼军：真实的原因……阻力不仅是几千个非法矿主，而是背后的干部啊，每个非法的矿没有十个八个基层党政干部和执法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作保护伞，它是干不下去的。成年累月在那里开山挖洞打炮，大车进大车出轰隆隆的怎么会不能发现啊。为什么不管？都被人家搞掂了。
很多人劝我说，你刚刚来当省长，马上要面对几万人的反对、阻力，你要打烂他的饭碗，阻力之大可想而知啊。但我说，不行，我别无选择，因为几乎每周都在发生矿难、都在死人。后来说你要干也行，等明年省人大开会，把代字去掉了再干，否则人代会你一定丢选票，几万人总会有他的代言人。我说准备丢他一百几十张票，我也要干。
记者：结果你以全票通过当选为省长，你是不是很意外呢？
于幼军：意外。我是准备丢票的，所以反而很坦然，反而无所顾忌。其实不顾一切敢于碰硬，正是人民群众所盼望的干部。你要真心实意对地区发展负责，为老百姓谋利益，百姓一定会支持你的。他们心里都明白。
要相信从来公道在民心，是千古不易万世不变的真理。一个人为官最大的安慰、最大的成功就在于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不在于一时官位的高低，不在于一时的浮浮沉沉。我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还有多少做事的时间呢？而且中央对我这么信任，给了这么好的机会，我别无选择了。
要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记者：在大力关闭非法煤矿之后，你着力推动的在全国率先实行采矿权的有偿使用和资源整合。我们感觉这是非常巧妙的一招棋，它既巩固了关闭非法煤矿的成果，又能够给各级地方政府以补偿，又使产权得以清晰，从而用市场的手段推动企业重视安全问题，的确是一举多得。你是怎样想到这一招妙棋的？
于幼军：其实，长期以来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多、小、散、乱、差”，各级一起挖煤的局面，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没有收取这种矿产资源的税费，谁挖到算谁的。
这项改革，在我来之前一年，省委省政府就已决定在临汾市开始搞试点了。我来了后，发现这是很好的一招，于是在全省开始进行大力推动。
这样干有多重好处，一个是保护了国家财产和社会财富，二是有利于引导节约资源，不要滥采滥挖，不收费自然就会拼命采挖了，不挖白不挖啊。第三是可以遏制原有的煤矿多小散乱差的格局，也可以通过市场的方式推动企业进行安全生产方面的必要投入。
当然通过这项改革，省市县地方政府可以按3∶2∶5的比例获得一定的财政收入，可以有能力去改善因采矿被严重破坏的环境。这项改革今年已经在全省全面推开。
除此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向中央提出进行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的试验，其核心是要建立一个生态环境综合补偿的机制。因为我来了后测算了一下，要治理长期以来因煤矿过度开采造成的生态破坏、环境破坏、地质破坏，还有安全隐患的治理，大概需要1000多个亿，这还仅是偿还历史旧债。
记者：靠采矿权有偿使用得到的财政收入也不够啊。
于幼军：是啊，光靠财政收入和采矿权转让收入远远不够，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其实像美国和澳大利亚，他们很早就建立起了生态补偿机制。比如说在挖的每吨煤里面，都提留了对环境治理和转产的准备金，还有对安全设备投入的提留，这样就有能力在发展煤炭工业的时候，治理所造成的一些灾难性的问题。但我们就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几十年来我们的煤炭都是国家实行计划价格，严格地说一直到最近三四年才开始逐步放开让市场调节。这样下去当然是越搞越糟糕了。
这个综合补偿机制在2005年初已经开始启动进行调研，不单是我的发明。我来以后发现这个事情非常好，就接着干，而且积极向中央反映争取支持。
记者：我们在山西听到对你的评价，你很善于向中央争取优惠政策。
于幼军：脸皮厚就是。我可以在晚上12点去敲人家部长的门，请他们支持。
记者：晚上12点？
于幼军：那次刚好是在长沙开会，会开到晚上快11点了，我又去一个个敲人家的门，我说我今天在会上跟总理说了啊，请各位部长关照支持山西，不这样真是不行了。国务院今年4月的常务会议上，我们设计的整套方案获得了通过。
记者：山西去年收了35个亿的采矿权价款，今年会有更多，你担心其他省有什么反应吗？
于幼军：我想其他省也能够理解，因为山西现有煤炭的调出量占了全国煤炭市场交易量的三分之二，全国的煤炭主要靠山西在支撑啊，你不给我补偿我们怎么支撑？环境这么糟蹋破坏下去，这里的老百姓还怎么活啊？我想大家都能理解。
记者：通过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大概能够筹措到多少资金？
于幼军：现在还在测算，估计政府和企业可得到上百个亿吧。
记者：具体来讲，这套综合补偿机制将是怎样操作？
于幼军：就是不管谁来山西挖煤，只要动用山西的煤炭资源，就要根据不同的煤种和不同的开采率，征收可持续发展基金，大概每吨煤5元到20元吧。这个费用是省政府收上来的，各级政府专款专用于治理环境污染啊，进行水资源的治理啊，还有安全设备方面的投入。
在安全方面，我们打算给全部煤矿上一系列信息技术、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技术等高科技监控手段，包括瓦斯监测控制系统、煤矿产量监测系统、煤矿工人资质和下井人数监测及定位系统等等，还有现代化的机械采煤设备。
另外，有些非法煤矿很难找，躲在深山老林里，怎么办呢？运用卫星遥测、航拍技术，就能及时发现。
治完乱了以后还要靠高科技啊。所有这些需要好几百个亿的投入。靠这套补偿机制我可以干这些了。
现在我们还在搞具体实施方案，今年四季度和明年就可以实施了。
我想，经过三至五年的努力，山西的煤矿安全肯定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解放思想是知易行难”
记者：除了煤是山西最大的省情外，我听一些山西干部说，今年政府最大的任务就是解放思想，怎么能让大家解放思想？
于幼军：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属于知易行难的一个问题。不单是山西，在湖南我也发现这个问题。很多话都停留在口号的层面，一碰到很多实际问题，完全两回事。
记者：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于幼军：也不完全是。主要是把解放思想只作为一个口号，停留在会议上和文件中，没有深入研究如何具体操作，怎样具体推动解放思想。你这样喊十年二十年都解决不了问题，改变不了一个地区的面貌。这里的一些材料上说的话跟广东深圳也没有多大差别，但实质上并不是那么回事。
现在要推动解放思想就必须在操作的层面去推动，不要热衷于提出什么新口号。
记者：有一句俗话“不换脑袋就换人”，但是如果普遍都有这种思想的话……
于幼军：你换不过来啊，没人干活也不行啊。形成这些东西自然有它深层次的原因，跟我们的用人导向、干部体制都有关系，这是更深层次的话题。只能先从自己做起，再要求身边的人跟着做，然后尽力而为，一步步推进。
记者：刚出台的《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是不是在操作层面推行思想转变的尝试？
于幼军：是，要从操作层面和制度建设上解决问题。我相信这是会管用的，因为我在深圳就是这样做的。
记者：你做深圳市长的时候，深圳曾在全国监察系统率先设立行政效能监察室，下决心把几个看似不严重的行政不作为的干部罢了官，然后把这种做法一路带到湖南、山西。这是一个放之四海皆灵的金点子吗？
于幼军：我在深圳时，对机关干部不作为和乱作为，“最低消费”是就地免职。我知道这样处分干部是重了一些，但要扭转积重难返的局面，必须用重典啊。
我曾经找深圳被免职的几个干部谈话，说市委市政府已经三令五申，你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呢？他们说过去有多少制度、纪律、文件，哪有认真过呢，没想到这次动真起来了。在深圳都尚且如此啊，何况是内地了。
所以，还是那句话，世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所以我在深圳搞完，到湖南又搞。深圳那次处理了十个八个人吧，湖南全省也处理了几十个干部。
记者：你认为自己是不是一个改革者？改革往往伴随着风险和阻力，你是如何化解的？你是否也会面临一些挫折？
于幼军：每个立志改革、真正推进改革的人都难免会得罪一些人，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当然会碰到很大的阻力、困难和挫折。我33岁在广州东山区当区委书记至今20年，也碰到过不少挫折，受过委屈，但我还是不后悔不动摇。也有人说，现在当官没有像你这样当的，大多是遇着矛盾绕道走、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种花少种刺……这些官场的潜文化、潜规则你怎么就不懂呢？
我不是不懂，但我不愿这样去干。当然这样可能对个人是有好处。我可能还是有点书生意气、有点理想主义。要我违背做人的一些原则和价值去做一些违心的事，我做不出来。反正到哪里我还是相信那句话，从来公道在民心，相信党组织主持公道。
政声人去后
记者：到今年7月，是你正式在山西省政府主政一周年。回首这一年，你对自己最满意的地方是什么？
于幼军：还没有。
记者：不可能一无是处啊。
于幼军：不是一无是处，但我认为我很多事情刚刚开始，还没有做完。我这个人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要求也严格，太追求完美，什么事都要争取100分。
记者：你给自己做省长打多少分呢？
于幼军：顶多70分吧。哈哈。
记者：有没有对自己不满意的地方？
于幼军：那就太多了。比如矿山的安全防范问题，还有各种安全生产事故和爆炸事故，如何有效地遏制，现在看来很多工作还不落实，有些措施正在采取还没有到位。虽然今年以来矿难死亡率明显下降，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毕竟还时有发生，有时候还连续发生，像最近的爆炸事件，这确实是使我忧心如焚寝食难安的一个问题，也是我对自己工作很不满意的地方。
记者：年轻时，你曾是鲁迅研究专家。鲁迅是对你影响最大的人吗？
于幼军：专家不敢当，能当好学生就不错了。应该是其中之一。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在广州109中学教语文，上不了大学，只好旁听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课程，每次骑两个小时的单车上课，上完课中午马上赶回郊区学校，下午给学生上课。听到鲁迅的课程，很感兴趣，花了不少时间系统读鲁迅的著作，后来我跟中文系主任和教授交谈我学鲁迅的一些心得，他说你来给我们中文系的学生、老师讲一讲吧。那时我一个二十来岁小毛头，啥也不怕啊。结果讲师教授一大帮坐在下面，我也敢讲，就拿着一张纸讲了两个多小时。
记者：鲁迅的什么特点打动了你？
于幼军：我不但喜欢鲁迅的文风，更敬重鲁迅的为人和社会责任感。他是爱之越深责之越切，他的嬉笑怒骂，他的投枪匕首，其实都是源于他对祖国对人民最深沉的爱。他那些作品，入木三分的刻画、揭露，批判，你感受到是一种对祖国、对人民深沉博大的爱，不是恨。
鲁迅先生的书我基本都看过了，有些还读了好多遍，鲁迅对我一生的影响都很大。
记者：还记得三十多年前在中学教书时，你的床头贴着什么吗？
于幼军：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我到现在也还可以背下来，“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记者：那你现在已经“闻达于诸侯”了，还有没有过去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呢？
于幼军：(停顿4秒)起码是对祖国、人民要尽我的责任，作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此心不泯啊。
记者：山西南北是黄河、荒漠，东西有太行、吕梁，在这个“四塞之地”，你有孤独感么？
于幼军：这个倒没有。置身于人民之中，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不会感到孤独。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好：“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五步之内，必有芳草”。只要善于团结、依靠当地的干部群众，善于让广大干部群众理解、认识和接受你的工作思路，领着大家一起干，就不会感到孤独，而且乐在其中。当然要做长期艰苦努力的思想准备，有计划、有节奏地推进各项工作，争取理想的成效。
记者：你说过“政声人去后”，你认为将来离开山西之后，你会得到怎样的政声？
于幼军：我希望得到的是，山西的老百姓对我还满意，“这是一个真心为我们老百姓做事谋福利的省长”，就足矣。个人辛苦一点、生活和工作条件差一些，进退浮沉啊，都不重要。你看几千年的文字史，多如牛毛的大官、小官，当完大官，历史记下来的有几个？留下痕迹的有几个？留下痕迹的，是那些为官时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做了几件好事，能够在推动历史进步、对社会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人。看透了这一点，就不必去追求官位的高了低了、晋升得快了慢了，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好舞台就要珍惜，尽心尽力多为百姓做些好事就行了。
从中学教师到一省之长
本报记者鞠靖发自广东、湖南
苦读鲁迅
1971年，于幼军从广州市重点中学——第109中学高中毕业，留校任高一辅导员并教授高一语文课程。现任广州《老人报》总编辑的赵南成在1970年到第109中学担任教师，曾和于幼军住同一个宿舍，35年后，他能回忆起对于幼军最深刻的印象在于，“这是个勤奋好学的人，经常挑灯夜读”。
当年的集体宿舍睡的是两层的架子床，上层放行李，下层睡觉，赵南成至今还记得，躺在于幼军的床铺上就可以看到贴在上层床板的《前出师表》，坐起来就可以看到贴在床尾墙上的《后出师表》。于幼军以这两纸毛笔手书的诸葛亮名篇激励自己。
当时的于幼军什么书都看，尤其喜欢读鲁迅的书。赵南成回忆说，于幼军第一次领工资，就拿去买回来一套《鲁迅全集》，然后在宿舍里彻夜苦读，时间不太长即将厚厚的全集读完。这番苦读的结果是，于幼军很快就成了鲁迅研究的专家，他撰写的关于鲁迅研究的论文在市里得了奖，随后又常常在学校和其他场合开讲座。
现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李子彪，当时是广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他说，于幼军讲授的鲁迅研究引人入胜，而且“不用讲稿，一讲就讲一个上午”。正是由于在鲁迅研究上展示出的理论功底，于幼军1975年被调往越秀区教育局担任宣传干事，1978年又调往广州市委宣传部。
撰写章回体的《社会主义四百年》
1981年，于幼军被调入新成立的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今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前身)，不久成为社会问题研究室的主任。
1983年大学毕业分配到社会问题研究所的蔡国萱对本报记者回忆说，当时的于幼军学习刻苦，而且接受能力极强，他曾经去武汉参加过一个比较系统的社会学学习班，回来之后，大家感觉到他的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于幼军观察敏锐，眼光超前，往往能比人先捕捉到问题，令同事们佩服不已。
1984年，于幼军主持了“对外开放后广州青年的思想现状及其积极变化”研究。当时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青少年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比如听邓丽君、穿喇叭裤等，这些现象当时被很多人视作“叛逆”，而于幼军在比较了香港和内地等地青少年思想现状之后发现，在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方面，广州要高于内地其他地区。于幼军以事实证明，改革开放给广州青年带来的很多变化是积极正面的，扭转了社会上对广州青年的误解。
1986年，于幼军与人合作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社会主义四百年》。这是一本在1980年代广为传阅的书，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以中国人熟悉的章回体小说的形式讲述了自400年前托马斯·莫尔以降，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发展的整个历史。
蔡国萱回忆说，1980年代正是以金庸、古龙为代表的武侠小说风靡的年代，年轻人都爱看武侠小说，于幼军也不例外。而于幼军在写作《社会主义四百年》时，正是这些武侠小说的叙述结构，给了他许多启发。从每章的标题到内容叙事，《社会主义四百年》那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表述方式赢得了青年人的普遍欢迎，当年即获得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广东省第三届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一等奖空缺)，1988年又获第二届全国通俗政治理论读物一等奖。
知行合一
如果说撰写《社会主义四百年》体现了于幼军在理论研究上的创新，那么他在社科所创办广州市软科学开发服务公司的过程，则体现了这位“理论工作者”洞察市场先机、灵活运用知识的一面。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软科学公司实际上就是一家市场调研和管理咨询公司。当年的一个经典案例是，一家工厂打算引进一条冷暖风机生产线，业务人员的心里不踏实，硬是缠着厂长拿出700元咨询费，请软科学公司搞一下可行性研究。正当这家工厂的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了引进计划，工厂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软科学公司作出了“引进计划不可行”的研究结论。厂长起初十分恼火，不过冷静下来一想，还是觉得软科学公司的分析有道理，立即主动要求上级部门取消了引进计划。后来的市场动态表明：冷暖风机畅销的时代未到来，当时这项引进计划如果上马，其结局必定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穿上西装做总经理的同时，于幼军并没有完全“下海”。在经商与研究之间，于幼军恰到好处地掌握了其中的平衡。他当年对软科学公司的定位十分明确，就是要沟通管理者和研究者，改变传统坐而论道的模式，让社科研究成果走向社会、走向现实。
1986年，软科学公司与刚刚创刊的《南风窗》杂志联合举办了“假如我是市长”提建议活动，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声势波及附近数省。当年，软科学公司还连续举办3次“广州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并形成了“广州文化发展战略纲要”，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注，经中共广州市委常委会议审议通过作为指导广州文化建设的文件。
在于幼军的主持下，这时的软科学公司活跃异常，如果仔细查阅当时的《广州日报》，人们会发现，往往每半个月就有一篇和软科学公司有关的报道。以至于广西北海市专门慕名来请软科学公司帮助当地编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这一系列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尝试，使于幼军迎来了其仕途生涯的重大转折点。他先是升任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随后年仅33岁即被任命为广州市东山区委书记。
最年轻的副省级干部
1993年，年届不惑之年的于幼军离开地方工作一线，再次回到宣传部门，这次，他的职务是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次年成为广东省委常委，是当时广东最年轻的副省级干部。
在于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期间，广东先后推出了图书《新三字经》、影视作品《英雄无悔》、《和平年代》、《外来妹》、歌曲《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等一批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精品力作，被称为“广东现象”。于鼓励广东各大报纸多办子报，组建报业集团，同时支持几大报社发展印刷能力，广东报业开始了飞速发展。
这段时间，于幼军依然坚持学习不辍，他一边在中山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一边有计划地看各种书籍。一次长假之后的饭局上，于幼军对赵南成说：“这个长假过得好啊，一个人关在家里好好地看了几本书。”
与“我为伊狂”对话
2000年中，做了7年省委宣传部部长的于幼军调任深圳市市长。
这时，深圳在经过20余年快速发展之后，随着香港回归、中国加入WTO，其特有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前有上海的同时，深圳又后有“追兵”。2002年苏州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实际利用外资分别都只比深圳约少100亿元和1亿元，而且苏州的土地面积数倍于深圳，深圳的“排头兵”位置随时都可能被取代。
失落、迷惘的情绪一度在深圳的民间弥漫。这一情绪到2002年11月底“我为伊狂”发表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文时达到了高潮。
身为深圳市长的于幼军在文章上网的第二天就看见了，并且“下载下来看了两三遍，很有感触”！2003年1月，于幼军力排众议，通过媒体牵线搭桥，利用在广州参加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的间隙，与《深圳，你被谁抛弃》的作者呙中校展开了一场圆桌对话。于幼军不但称呙中校的文章是“条件所限、不必厚责”，而且称他是“爱深情切”，鼓励他今后多给深圳提建议。与此同时，于幼军表示，只要深圳人自己不抛弃深圳，谁也抛弃不了深圳。
从外界的反应来看，于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不但稳妥地化解了网文事件给深圳带来的冲击，而且进一步树立了深圳包容、大度、开放、开明的形象，在网上更是好评如潮。
事实上，在此前几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就在寻找“新的竞争力”。于幼军上任后开出的药方，第一条就是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2001年，深圳在全国大城市中率先设立监察局，作为对行政机关的监督部门，2002年，又率先在监察局里设立了行政效能监察室，专门查处政府“不作为”和“乱作为”的现象。
另一方面，深圳开始自觉地调整城市的定位。发展成中国的“硅谷”便是一个新的方向。2001年，于幼军率团赴台湾考察招商，10天时间里，马不停蹄地拜访了台湾几乎所有的IT厂商，惟一去过的一个岛内景点是故宫博物院，因为那里是一位台商约定的见面地点。到于离开深圳时，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深圳制造业的主体。
湖南：“招商省长”
2003年5月，于幼军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一个月后被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任命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
这一年的于幼军，正是古人所说的“知天命”之年。于说，“天命首先是人民意志、人民利益”，“知天命就要与时俱进！”
初到湖南，于幼军花了3个月的时间四处调研，了解省情，得出的结论是湖南“自发性经济推动力严重不足”，和广东的差距至少有10年，他为此开出的药方是“招商引资，借助外源性动力推动湖南发展”。
于幼军就任副省长的第一天，湖南省政府办公厅便向14个市州和省直单位发出紧急通知，提出省政府决定当年10月15日利用深圳“高交会”的有利时机，到深圳举办湖南 深圳 招商引资洽谈会 简称“深洽会” ，要求各地和有关单位精心筹备。
不过，这次却让于幼军看到了他在广东不可能看到的现象，全省只报了100多个项目，于幼军为此哭笑不得：“堂堂一个省，就100个招商项目，不是开玩笑吗？”一位副省长告诉于幼军，其中的根源在于，一些政府部门把有垄断资源和高附加值的项目留在手里，自称“肥水不留外人田”。
在省政府会议上，于幼军批评了这些部门，明确要求解放思想，全面开放所有的投资领域，拿出优质资产、资源和项目对外招商。结果一个月之内全省报上来1400多个项目。这次的“深洽会”上，湖南最终签订正式经贸合作合同600多个，折合人民币1100多亿元，当年年底55%项目已经履约，仅此一次，即超过过去20年湖南招商引资的总和。
与此同时，于幼军清楚地看到一个影响湖南发展的问题：投资环境问题。他要求先“扫扫门庭，准备好菜单，才能请客”，“免得客人来了后把客人都吓跑了，如果把客人吓跑了，想再请来就难了”。
一场“打扫门庭”的风暴很快席卷湖南。
当时湖南省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将于幼军的做法称为“软硬兼施”：“软”的就是保证公安、工商、质量检验等执法管理部门吃饱“皇粮”，改变他们“不罚款没法活”的状况；“硬”的则是对于乱罚款、乱收费一经查证坚决处理，于幼军为他们开的“菜单”是“最低消费”就地免职，“最高消费”是视情追究法律责任。于幼军当时喊出的狠话“谁对不起湖南人民，我就打烂谁的饭碗”，令许多人至今印象深刻。
仅半年后，外商和民营企业家对湖南投资环境的评价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用于幼军的话说，是“清朗”了很多。
湖南省商务厅办公室副主任尹荻菲说，于幼军分管招商工作期间，是湖南省出外招商规模最大、效果最好的时期。一位湖南省政府办公厅的工作人员称，于幼军出外招商，可谓“全身长满武器”。
长期在广东工作积累的人脉，堪称于幼军重要的法宝之一。据尹荻菲称，在香港期间，于登门拜访了包括李嘉诚、霍英东、郑裕彤、郭炳江、郭鹤年等在内的众多“大老板”，看得出，他们都是很熟的朋友。
对于自己与港商之间熟悉的关系，于幼军并不讳言。在“港洽周”期间的记者会上，于幼军坦承自己在深圳市出任市长多年与港商关系非常密切，一大批往湖南投资的朋友都是“奔他而去”。
于幼军的另一大本领是对不同的人都能用对方熟悉的语言交流。在“港洽周”期间，于幼军能够分别用普通话、粤语乃至用英语和不同的客商交谈，而且言语风趣幽默，使他成为会场最耀眼的明星。
与于幼军接触较多的人都认为，于最大的特点在于办事认真，说到做到，而且为人开明不保守，这是他能广交商界朋友的重要原因。
而在身边的工作人员看来，于幼军简直就是个工作狂。严格地说，他是一个欠缺生活情趣的人，不爱看电视、电影，偶尔听些西洋音乐和中国古典音乐。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和女儿成为好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和文学问题，志趣相投，情同师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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