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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世界一流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率 为什么高？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校的科研水平不断进步，论文和专利飞速增长，已经位居世界前列，其中核心期刊论文数量世界第二，专利申请数量世界第一。
然而，在这光鲜的数字背后也有隐忧，中国大学的科技贡献度显然与这些数字不匹配。诺贝尔奖级的基础研究成果少自不必说，就是应用技术的原创性和突破性的成果也极罕见。科技成果转化率极低，与市场严重脱节，例如申请的专利多束之高阁，鲜有在市场中取得实际价值的。
笔者曾经对中国的一些名牌大学的专利申请进行过分析，发现中国高校的专利申请数量已经远超世界各大名校。清华大学专利申请量是斯坦福大学的11倍，加州理工的15倍。中国的其他高校专利申请数量也同样惊人，像麻省理工、苏黎世理工这样的世界顶尖研究性大学每年的专利申请量还不如中国一所职业技术学院，与一些中国的211/985高校更是差了一个数量级。
然而，这些专利数量极少的世界顶尖高校每年能够从科技成果转化中获得数千万美元的收入（例如斯坦福大学2015至2016年度获得许可收入为9422万美元），并能孵化几十家科技创新型企业。而中国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收入反过来差了几个数量级，高校毕业生的创业也多是选择商业模式创新的领域，而不是依靠在学校积累的科研成果。
国家和整个社会其实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对于中国大学的科研成果转化难，论文注水的针砭常见诸于报端。为突破现有大学的体制，建立创新型的世界一流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相继成立。但笔者发现，目前中国社会对大学研究成果的批评远比建议要多，大多数的建议也都比较宏观，比如科研成果评价机制、论文数量攀比、科研经费分配不合理等。对于那些世界一流大学如何进行原创性和突破性科研的立项，以及相关的科研成果如何进行转化的问题，建议研究非常少。实际上前一阵清华大学教授付林案也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问题的表现。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此，笔者以个人的名义利用假期实际调研了一些欧洲的世界一流大学。由于时间有限，本次调研只针对这些学校的科研立项和科技转化方面的做法，与这些大学的相关工作人员和师生进行了坦诚的交流。
笔者调研了瑞士和荷兰的苏黎世理工学院、苏黎世大学、日内瓦大学、洛桑理工学院、埃因霍芬理工大学、代夫特理工大学、莱顿大学等七所大学，了解他们如何进行科研立项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其中埃因霍芬理工大学和洛桑理工学院的技术成果转化做得最好，学校和企业合作非常紧密，很多世界五百强企业都把研发中心直接建在校园，几乎分不清校园与企业研究中心。
限于篇幅，今天先介绍埃因霍芬理工大学的做法，埃因霍芬理工大学位于荷兰科技城埃因霍芬市，成立于1956年，是一所比较年轻的大学。这所大学的成立当初是政府为了解决该地区的企业对科技人才的需求，一开始主要为培养工程师。从成立一开始，该校就致力于与当地高科技企业进行合作，甚至学校的工作人员笑称，我们培训企业的工程师，企业培训我们的教授，可见这所大学与企业的密切联系。
埃因霍芬大学建立之后利用不到40年的“短时间”迅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在2003年欧洲委员会的报告中，埃因霍芬理工大学在欧洲的研究类大学中排名第三（前两名分别是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同排名的是慕尼黑工业大学）。2017年泰晤士报全球大学排名发布的“全球25所与创新企业合作最紧密大学”，埃因霍芬大学排名第一，是世界上与企业合作最紧密的大学。在各种版本的世界一流大学排名中，埃因霍芬大学的实力大部分都在全世界第50-100名之间。
埃因霍芬大学的成功得益于其独特的面向社会的开放式研究和科研成果市场化机制。
该校设有14个大的研究实验室和40个小的实验室，所有的实验室都可以单独对外进行合作，每个实验室都有对外合作联系人和成果转化的负责人。
实验室面向社会承接各种具有挑战的技术问题，任何企业和个人都可以与他们就科学研究的问题进行讨论和联系。这些大大小小的实验室与几十家科技企业就建立了合作研究中心，直接参与到各大企业的基础研究中，包括ASML，壳牌，飞利浦，GE、NXP的校企联合研究中心遍布校园。
GE医疗在校园的研究中心
除了这些大的合作研究中心之外，各个实验室都与多家企业建立了合作研究机制，各大公司都把各种研究设施搬到了各个实验室，例如太阳能实验室就与ECN、IMEC、Solliance、FEI、Levitech, Meyer-Burger、Océ、Philips、Toyota等企业与机构进行合作。
这么多企业愿意与埃因霍芬大学深度合作，一方面在于大学雄厚的科研实力，另一方面主要因为大学对科研成果的归属非常开放，企业可以获得最大比例的回报，例如联合研究中心近年为这些企业带来的突破性基础专利多达500个，而学校在合作中获得的专利家族只有60个。埃因霍芬大学主要宗旨在于培养人才和解决人类社会的科学问题。在与学校合作的过程，既锻炼了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也为学校掌握前沿科技、了解社会问题提供直接的平台。
除了对外合作的课题之外，学校的研究人员也可以自己申请课题，学校设立了完备的研究支持网络，包括基金、技术、法务、知识产权领域等专业人士，为相关课题提供全方位的建议，对于特别的课题帮助联系外部基金和相关领域的校友协助。
对于师生利用学校和自己的科研成果创业，学校也是积极鼓励并提供近乎全程的保姆式服务。除了学校有完整的研究支持网络之外，在每个实验室都有帮助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人员，负责寻找和选取基金支持，法律和知识产权服务。相关的支持人员都通过社会招聘，通常招聘有一定工作经验，尤其在跨国企业有运作经验的知识产权服务人员。
学校鼓励师生创办知识密集型企业，包括利用学校的知识产权和完全自主创业，学校都给予支持，针对每个领域的创业提供相关的基金辅助，并且在科技领域给予相关的专家指导。对于才起步的企业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从一开始的成果保护、科技成果转化、成立公司、早期资金支持都给予一条龙的服务。目前学校已经产生150家比较成功的科技型创业企业，每年有30家新成立的科技型创业公司。
这样的体制之下，学校获得源源不断的对外合作机会，老师和学生都得到了锻炼，每年能产生大量的原创性和突破性成果，也为科技人员创业和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让科研人员完全专心于自己的研究。
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种开放式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或许是大学迅速崛起的一条捷径。笔者曾仔细分析了国内一些高校专利，虽然数量众多，但有市场价值的极少，一方面是涉及的主题在国外已经有相关研究，基础性专利已被占领，另一方专利申请的质量极差，就算有些成果也得不到保护，其他公司完全可以免费使用。这与大学的研究片面追求论文与专利成果，而不在意实质解决的问题价值不无关系。中国高校的很多成果都集中容易发表论文和申请专利的领域，对于一些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并且具有风险的原创性和突破性的领域自然就少有人问津。
在科研立项和成果转化方面，与埃因霍芬大学这种全程保姆式专业服务相比，国内的高校也缺乏相关的专业服务人员，导致研发人员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而且还有巨大的法律风险，甚至产生清华付林案那样的悲剧。科研人员的使命是用科学成果解决社会的问题，这中间所有的障碍都应该清除，任何时候科研体制都不应该成为创新的阻碍。
在市场高度发达的今天，我国高校的科研立项和成果转化体制还基本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缺乏面向市场和社会的畅通通道，也缺乏专业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这样造成在研究方面不能朝着真正有价值的科研方向前进，对社会的具体问题缺乏了解，也不能从企业获得第一材料。另一方面，研究的成果难以在市场转化，缺乏专业化的金融、法务、知识产权服务团队，科研成果走入从研究到论文，在从论文到研究的循环，而不能进入市场，这样的科研体制是时候改变了。
链接：
光明日报：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一说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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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大力支持民资外资参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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