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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锡良：有一种默契叫利益共同体 |
引言：网上流行一个关于专家的段子：“专家建议年三十不休息；专家建议地铁涨价！专家建议取消三天以上长假；专家建议以房养老；专家建议收取交通拥堵费；专家建议延迟退休；专家建议男女平等应同龄退休… … 我建议取消专家，同意地转！”
有一次，有一个在省纪委工作的朋友与我谈起一个现象，这也是他长年办案遇到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让他一直感觉迷惑不解，想征求一下我的看法。
那个现象就是：比如某个公共项目，在聘请专家论证，征求意见的时候，专家们几乎不约而同都按照项目方的主导意见发表了看法，最后导致专家论证环节如同虚设，根本起不到真正的监督作用。纪委有的领导因此认定这里面一定有猫腻，可能存在着严重的行贿与受贿的问题，结果派人去认真调查的时候，又似乎没有一点踪影。也就是说这些专家并没有收到除论证正常收取的劳务费之外的额外好处，那么，为什么专家们每次都还是作出了有利于项目方利益的结论呢？
我说，这里存在着一种利益共同体的互相博弈关系。一般来说，政府部门在选择专家的时候，已经是有考虑的。他们常常选取那些比较容易听话，比较容易操控的专家来出席这种涉及实际利益的项目论证会。而那些平时比较能独立发言，比较公正，比较敢言，经常向社会发出批评声音的专家学者，一般不容易被选录到这个范围里面来。这是其一。
其二，被选中的专家与项目方的利益是一致的。虽然不一定在某次具体的项目中存在着行贿与受贿的现象，但是，从长远来看，专家对项目持支持的态度，对专家持否定的态度要有利。如果某专家持客观态度，秉公论断，那么，不仅得罪了项目方（项目链条），而且还得罪了政府部门，下次被排除出局的可能性非常大。
其三，专家的学术权威，常常要通过行政权力与项目评断权来实现其利益。秉公而论的专家，虽然也会有获益者，但是因为那个获益是凭借实力而来的，因此那些凭实力而来的赢家不会对专家的论证进行利益输送。相反，只有相对弱的一方获胜才会认为这是专家的帮助才能够胜出。从而专家与项目方实现利益合作关系。
其四，专家也不一定都会一味放行，那些后面给予利益的项目方，常常会放过一马，而那些没有做这方面工作的人可能会被卡住，根据利益得失进行甄别，这是实现权力寻租的重要手段。
其五，利益是长远的，资源是可以转换的。因此，从一时一地的具体事件未必能够查出问题。关系是形成了长期的稳定的利益公共体，正是这种利益共同体，使得双方长期达成默契。也就是说，无论你换了哪位专家，基本上都会按照体制的潜规则去运作，这里面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
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在哪里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还政于民。解决权力的来源问题。有一句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就是权力来源效应。权力来源于哪里，权力便服务于哪里，权力来源于官，便服务于官，权力来源于民，便服务于民。假如论证专家是项目服务对象选出来的，公信力又很强，那么，专家自然会站在服务对象一方，对项目的质量、可行性与运作成本作出严格的论证，所持的论断就会比较客观、公正，否则，如果是政府指派的专家，一定会替政府说话，否则就没有下一次，而且还会涉及到其他的利益损失。
一个社会一旦围绕着权力形成了政、商、学，三结合的关系，几乎可以说一定会战无不胜。行政主导，商业运作，学术推动，那么这个项目无论好坏，都一定会运作下去的，而且腐败也必然是要发生的。
因此，一个良好的社会一定是要把行政、商业与学术三者作出明确的分界，互相尽量不干扰，彼此独立运作，各行其职，这个社会才会是良好的，和谐的。可是，在中国儒家文化源头就把这个弄乱了。儒家文化把出人头地，出入三界，做人上人，追求功名富贵，当成人生的终极目标。比如儒家的“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孔子说“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这些话无疑表明，在政、商、学之间是没有界限的。相反，越是成功的人，越是要能够出入这三界。
政商结合的结果就是：“升官发财”，“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政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有趣的是，目前中国的官员都热衷于去弄一领硕士、博士帽，到重点大学去弄个教授、硕导、博导当当。但是并不是真正去认真学习与研究获得，甚至也不真正从事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而官场升迁学历的因素也越来越重要。官场越来越流行所谓的“学者型”官员。
而官员们也以“学者型”官员为荣。似乎这样的官员更为优势一等。根本就忘记了，行政与学术无论是职业范围还是思维品质方面，都是分居两极，担当不同的角色。“政“与“商”勾结的同时，“政”与“学”之间也互相置换着资源。正是这样，中国基本上没有完全纯粹的商人，也没有纯粹的官员，更没有纯粹的学者。即使有，也是极度边缘化的。有时官与商，官与学很难分开。中国自古以来，商，有红顶商人，比如满清就有四品红顶商人胡雪岩。
现在的商人，发家致富，社会影响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也常常要弄个政协委员、政协常委之类的官场头衔，无论是自保也好，还是方便商场竞争也好，总之是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学术研究也是这样，学术地位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一定是官学。古代有明确的学术与教育官职，比如“学政”，比如“翰林”，也是有行政级别的。现在的中科院、工程院与社科院也都是有行政级别的。（这似乎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中国在二千多年儒家影响下，其实不仅政、商、学不分家，而且各行各业也是不分的。即使分也是按照粗略的方式划分，比如，孟子把整个社会的人就分成两大类：劳心者与劳力者。然后把不同职业行业划分出高低贵贱，“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再比如在为各行各业排行的时候，也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中国人向来不习惯于将专业、职业划分明确细致。一直到中国的“大跃进”的时候，毛还有这样的话：“还是叫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还在“五七”指示中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从这些话来看，毛虽然一生反孔批儒，但是，骨子里却是按照儒家的思想价值观念来认识社会的。在消除职业分工与专业划分，消除纯粹的商业市场这些问题上，与儒家是完全一致的。从“文##革”走出来的知青，年纪不大，却常常从事过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不同的职业，样样通，样样空。
现在来反思一下雷锋是怎样死的，就不难分析出，雷锋意外死时才不过22岁，但是，他已经用钉子精神，从事过10多个不同的职业，每个职业没有等到精通熟悉，就被迫换了岗位。他根本没有过驾驶教练的资格，却被调去教别人开车，结果因为业务不熟，行业不通，连一个驾驶员、教练员基本的安全须知都不懂，最后白白送了自己的年轻的性命。难道这些不值得我们去好好深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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