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历：当代斯密主义者错在哪里？》
本文章来源于2009年03月28日 证券时报 第4版
在金融危机暴发和深化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开始遭遇质疑、批判和反思理所当然。然而也有一些学者拒绝这样的反思，他们坚称新自由主义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我们偏离了它。这一论调的国内代表人物是张维迎和许小年，国际代表人物则是目前唯一的亚洲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
不久前张维迎发表题为《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的文章称，本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所以解决之道就是打破一切干扰因素，回归纯粹的自由主义，尤其是奥地利学派;阿玛蒂亚·森则在名为《重读亚当·斯密：我们不需要新资本主义》文章中写道，造成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失信和欺诈问题，《国富论》早已明确指出，我们只是没有读透亚当斯密，没有按他说的做而已。
斯密理论的基本假设
在西方经济理论史中，无论自19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自由主义，还是自1770年代以来由亚当·斯密所开创的古典自由主义，其内核都是亚当·斯密所提出的自由放任。
任何一种伟大的经济理论都是为解释和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而提出，其基本假设是以当时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为基础的。一旦环境发生了变化，不再支持以前的一些基本假设，这套理论便会失效。
对于经济理论，重要的事情不是学习这个理论本身，而是要弄明白它成立的局限，它的前提假设，弄明白这些假设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存在。要牢牢记住，社会和自然环境会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不明白这一层，而机械照搬书本，对个人来说，会令学业误入歧途;对国家和社会来说，则会引致祸患。这正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名声狼籍的原因，也是俄罗斯经济1990年代一度崩溃的原因，是中国改革问题重重的原因。
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有两个核心假设。一是，个人追求私利的经济活动有益于整体社会福利的增进;二是，凭借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可以永远持续。前者在《国富论》里有明确指出，后者是一种隐含假设。唯有在这两个假设都满足的前提下，自由放任的推行才具备合理性。如果个人追求私利的经济活动有损于社会，那么，就不能放任个人的这些活动，应该加以管制。
历经近两个半世纪的演变之后，如今我们所处的环境与亚当·斯密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得这两个核心假设都已经失去成立基础。
第一个核心假设已不成立
“个人追求私利的经济活动有益于整体社会福利的增进”，这一假设成立要具备两个要素：一是经济行为主体的博弈能力基本均衡，二是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不产生不利影响。只有在双方博弈能力基本均衡的状态下，所达成的交易才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如果，一方太强，另一方太弱，交易将会在弱势一方利益受损的被迫状态下进行，可能不仅不增加整体社会福利，反而会降低。同时，只有在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不产生不利影响下，人们才不会随经济的发展而增加环境污染之苦，降低生活质量甚至危及生命安全。
斯密时代依然是一个手工作坊时代，大规模的工业化尚未出现，上述两个要素完全具备。
但是，随着机器化大生产的推进，信息和交通技术的进步，市场的半径逐渐扩大，直至现在覆盖整个世界，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博弈能力开始并加速分化，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也愈发明显。
博弈能力的分化首先表现在劳资双方之间，这个早已为马克思所批判。后来生产者之间的分化也开始明显，出现了市场垄断操纵者，这也加剧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分化。现在博弈能力的分化则又有新的表现形式，劳资分化、生产者分化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加剧。生产者间的分化更突出表现在全球化产业链的不同位置之间，一个全球化的商业等级统治结构已经形成。在公司内部，高管的博弈能力变得异常强大。在美国，公司高管和普通员工所获薪酬的差异几十年来不断稳步扩大,在2007年其平均值估计高达275倍。甚至在金融危机时期，高管居然可以将政府救助资金以奖金的名义占为己有。这一系列的博弈能力分化，都是斯密本人难以想象的。
事实上，《国富论》的核心就在于对干预普通个人经济活动自由的强权、特权进行批判，只是在斯密时代，这些强权、特权更多地来自政府，所以他便将矛头指向了当时政府的重商主义政策。但是历经200多年的发展后，干预普通个人经济活动自由的特权已经更多地不是来自政府了，而是来自市场本身，来自市场中拥有强权和特权的人。
随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近期以来的信息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生产能力与斯密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自然早已屈服和抽搐于人类扩张的冲动之下，现在的自然早不是斯密时代的那个自然。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对水、空气等的污染上，更重要的是使的整个生态系统都在发生改变。
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变化，使得“个人追求私利的经济活动有益于整体社会福利的增进”已经失去了成立基础。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亚当·斯密之前的那些争论。
第二个核心假设也已不成立
要使“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可以永远持续”成立，须保证经济活动免受两个制约，一是有效需求的制约，二是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在斯密时代，这二者均不存在，但是在当今时代这两个制约都已经非常突出。
有效需求不足形成经济危机，在亚当·斯密时代是不存在的。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那时的总体生产能力很弱，尚处于短缺经济时代。二是那时候全世界尚处于市场化的起步阶段，除西欧的极少部分区域外，整个世界的绝大部分依然处于自然经济状态，后者为前者提供近乎无限大的外部需求。三是，大规模的企业在斯密时代尚不存在，作坊内的收入分配差距相对是很小的。
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早在马克思及凯恩斯的时代已经很突出了，这两位也都对亚当·斯密主义进行了大规模修正。马克思将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归因于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所致。凯恩斯则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消费需求和投资均出现不足的结果。收入分配不均实质上也是上文所阐述的经济行为主体博弈能力分化加剧的一个表现和结果。今天的有效需求不足不仅远远超越斯密时代。
同时，人类生产能力有了质的飞跃，由斯密时代资源相对于生产能力是无限的转变为生产能力相对于资源是无限的。
在当今的经济环境中，有效需求和资源约束均已出现，亚当·斯密的经济可持续假设的两个支柱都已崩溃。然而如张维迎、许小年等当代亚当·斯密主义者，无视200多年来世界经济环境的所发生的这些根本性的改变，而一味坚守亚当·斯密当年所提出的观点，这无异于刻舟求剑，也是一种新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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