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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币的来历！翟东升：我是最早批判“去杠杆”概念的学者！ |
视频：
人民大学翟东升教授在节目中讲解“去杠杆”问题，并对于各国债务问题和中国自身地方债问题进行科普和解读。
很多同学应该经常听到“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等这些概念和说法，到底啥意思？应该怎么理解？翟老师就等于为我们做了一次解读。
翟东升教授说：华尔街金融大佬们一方面把杠杆用到极致，另一方面又告诉全世界说债务是一种罪，杠杆的风险很大主张大家要控制杠杆率，甚至鼓吹要去杠杆。只有当别人不敢用杠杆，而他们自己能用足杠杆的时候，他们手中的资金和金融牌照才能变得值钱。近年来，在中国传播这种思想最得力的是美国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里欧（Ray Dalio）我是国内最早知道“去杠杆”这个说法及他的逻辑的人之一，当时我觉得去杠杆挺有道理的，本质是用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儿、动用的资金超出自己的本金，这当然有风险，杠杆率大风险就大。但后来我发现这个去杠杆理论有问题，很可能是胡扯！我也是最早开始批判他的错误思想的少数人之一。
那么RayDalio讲的去杠杆是什么呢？是国家债务除以GDP这样一个比例，这个比例他认为第一不能太高，第二不能上升速度太快，否则经济就会出现崩塌。
2012年我当时带的世界经济专业的一个硕士生，他写的硕士论文选题就是我指定的，“研究RayDalio的去杠杆概念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率的问题。到了2014年他考上了另外一位名博导的博士，他想再继续写这个课题，我告诉他打住。因为经过了两年的进一步的思考观察和研究，我开始意识到RayDalio恐怕是在胡扯。
【我发现，去杠杆的概念逻辑是错的！】
债务除以GDP这样一个去杠杆的逻辑，我意识到它是错的。首先第一点，大家仔细想想这个公式，债务除以GDP，能不能说明问题？债务是个存量概念，GDP是个流-量概念，用存量除以流-量，不是一回事儿，能不能得出一个有意义的结论？这可能有点抽象，我举个例子：假设你是银行放款的人，现在有两个企业向你申请借款，你的额度是有限的，你要判断谁的风险更大。你现在把这两个申请贷款的企业的债务，总债务除以它们各自的销售额，能不能帮助你判断哪个企业风险更高？哪个企业风险更低？大家仔细想想这个问题。这个指标是不对的，为什么？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京东和字节跳动，假如这两家企业的债务差不多，但是销售额来讲，京东肯定比字节跳动大，但问题是谁挣钱？京东到目前为止他的公司稳定地赔钱，每个季度地报表少有盈利的。但是张一鸣的字节跳动公司它是很挣钱的，他今年1000亿的销售额中间主要就是广告费，广告成本他连广告都不用拍的（是页面展示费、排名费）。所以字节跳动公司销售额虽然明显小于京东，但是他的利润远远高于京东，那么你放款的时候哪个风险更低？显而易见的事情。当你讨论国家的时候，债务除以GDP这个指标，本身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在做实证的研究，我把全球的债务除以GDP的变化都捋了一遍之后，发现它跟全球各个经济体它后来的危机没有明确的相关性。比如日本，日本中央政府的债务率除以GDP的比例，最高峰达到270%左右，长期超过200%，它有危机吗？没有危机。这些年凡是做空日元，做空日债的，基本上都赔钱。不是日本政府想要跟你唱对台戏，然后特意来打击你，不是的。你做空日元，日元汇率贬值，这不是有利于它的出口经济吗？市场内在的力量会教训这么干的对冲基金经理。同样欧洲的债务率都是60%—180%之间，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率达到GDP的107%左右，他们的债务都没问题，全球投资者继续蜂拥持有它们的债。其实是没有别的办法，不得不持有这些债。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美债好就好在：不用还！】
我们看看在过去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里边，凡是经济金融银行体系、汇率体系崩盘的，往往它的债务率是不高的，25%，30%，40%，非常低，但崩盘了。为什么债务率低的有风险，债务率高的反而安如泰山？原理何在？我通过研究发现，什么债务的绝对值、债务率比例、债务率的变化率，这都不具有预测意义。唯一具有非常明确预测意义的是什么呢？是债务的Denominate Currency，定价货币。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要向你买个手机，这个手机你卖多少钱？你说卖3000块钱。那我现在没钱，但我可以创造一种债务，我发行一个“翟币”，拿这张纸印上我的头像写上3000元，我来买你这个手机，你说你没听说过我这个翟币，我说（美国：我是央行行长、我在世界各地有很多房产、我儿子是警察局长，我信用足够好）如果用翟币这个债权债务关系来购买你的手机，你说要多少钱？你咬咬牙10万翟币。行，我写上10万，头像印上去，买你这个手机。手机这个实实在在的财物，我享受到了，你持有对我的债权10万“翟币”。一年期到，你跟我说翟老师还钱，你欠我10万翟币。我会不会破产？我是不是需要不得不节衣缩食，省出价值这个手机的钱来还你？根本不需要，为什么？假如说10%的年利息，我只需要再印1万翟币交给你，11万。可以无穷无尽创造的（只要我还是行长、我儿子还是警察）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
格林斯潘先生他退休之前在国会作证，许多政客们不懂，都质问他，说我们欠了中国人，欠了日本人，欠了沙特人那么多钱，我们还不起，以后他们逼债怎么办？我们的孩子岂不是要节衣缩食，我们的孩子是不是要变贫困？格林斯潘说了半天原理他们听不懂，最后格林斯潘急了，说了一个大白话，大实话，他说女士们，先生们，你们不要瞎操心了，这些钱我们永远不用还，为什么？因为这个Denominate Currency定价货币是我的货币。所以美国有位著名的财长说：It's my money, your problem，这是我们的钱，但是你们的问题。原理就在这。
所以债务对于宏观风险来讲，真正重要的是它的定价货币。如果你不探讨说它借的是本币债还是外币债，抛开了这个前提，这个隐藏的重要前提，笼统的算数字那就是耍流氓。
【翟东升：本币债和外币债是有本质区别的】
本币债和外币债是有本质区别的，如果我发行的是“翟币”，我自己印的纸片，然后用这种纸片来跟你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本质上并没有形成我对你的债务。其实它的本质是什么？它是一种税收，是我向愿意持有我的本币计价的债务的人征收的一种隐形的税收（铸币税）。
外币债的负担是一种确实的风险，但本币债的风险要小得多。原因何在呢？我们要还外币债的话，我们就需要持有外币，换句话说，就需要通过贸易获得外汇储备，拿实实在在的物资去交换其他国家的货币。因此，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物资来交换，我们就还不上这个外币债，就会产生债务危机。
而当我们的债务是本币债的时候，我们只需要通过增发货币，就可以直接把债务抹平了。当然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这怎么可能啊？？我不断增加债务、然后靠增发货币填平，那我的货币不就贬值了吗？这个说法没错，中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人民币的汇率也相对下降了——但这并不会导致直接的债务危机，国家是不会破产的。当然，长此以往，国家的信用就会受损，你主观上想再发债，但客观上就发不了了，没人敢买你的国债。所以中国还是克制的。而美国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债，就是因为美元是世界主要结算货币，就意味着只要你的经济发展了，你就需要更多的美元来进行贸易，因此维持美元霸权，就可以维持美元的需求，就可以持续超量增发美元，就可以想不还就不还。
在1971年全球货币都与黄金脱钩之后，钱就与金银无关了，货币变成了纯粹的国家主权信用，钱的源头也就变成了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确切地讲就是央行的新增负债。
（如果有人一定要求用黄金或资产来赎回老美的“翟币”而不接受继续发行“翟币”来支付利息，那么，他马上就把航母开到你家门口，说你家里有生化武器）
【中国的经济学问题：要结合实际深度思考，做理论创新】
如果央行资产负债表保持不变，那么我们生活中的所谓“钱”将只能由商业金融机构来创造，但是请注意，商业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是受限于政策（资本充足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规定的。
打个比方，央行资产负债表是食用酒精，商业金融机构创造的信用货币（M2）是勾兑出来的白酒。白酒太浓了呛人，太稀了寡淡，但是归根结底，有多少酒精，取决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而不是商业银行往瓶子里兑了多少水。
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最大可以扩大到多少？我的答案是无穷！
当一个人口结构年轻的非工业化国家大规模印钞买国债的时候，必然会导致高通胀和汇率贬值，从而引发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混乱。
但是，用津巴布韦、委内瑞拉以及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印金圆券的这些案例来套用到今天的美国、中国、德国、日本身上，显然是缺乏常识的（尤其是中国《近百年中国出生人口官方数据分析》）。这些现代经济体面临的约束条件与上述高通胀案例恰恰相反，都是少子老龄化日益严重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而技术进步太快，产能过剩严重。
在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的经济体中，你就是让这个国家所有的印钞机加班加点的印钱，他们的CPI都不会失控，因为没有人会花钱去囤积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手机、服装、电脑、家具……（下面再讲“浪费”在新时代的概念）那么，没有被商品和服务交易消化的、多印出来的钱，会流到哪里去？答案是资产，包括房产、矿产、股市、债市、以及各种奇奇怪怪的投机品种。
许多媒体经济学家不懂这个道理，想当然地以为央行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必然导致通胀和汇率贬值。但我们做过实证研究，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在人口结构年轻的非制造业国家，印钞当然会导致高通胀和汇率贬值；在人口结构老化的制造业国家，印钞无法导致高通胀和汇率贬值，而是导致资产价格泡沫或者资本外流。
有不少体制内的学者和领导干部（比如财政部的老领导们）也已经注意到不同国家组别之间的重大差异，但是他们还是使用过去的概念“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这样笼统的区分。这个区分不体现人口结构、不体现产业结构，太过笼统。
那么，今天的中国究竟是发展中还是发达国家？外交场合我们总喜欢定义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谦虚谨慎的传统也要求我们继续把自己看作发展中国家。但是这种不恰当的笼统区分和自我定位，就导致我们自我设限，在财政政策和货币变革上裹足不前。
2023年2月初，社科院的张明教授组织了徐高与赵建的辩论；其实早在约十年前，国开行曾经搞过一个内部辩论会，邀请我和张明兄辩论，辩论的主题是中国是否可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我是正方，他是反方。我记得那场辩论中，张明兄就用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的危机案例来作为例证，而我反驳他的理由就是今天的中国与那些国家存在质的差异（包括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我们不能用小学阶段的经验教训指导大学阶段的学习。
（人民币国际化与美元霸权）
我在后续的研究中发现，最重要的关键因素在于：少子老龄化和产业结构的差异，用发展中和发达国家来概括不同组别，太笼统了。
央行扩张货币基础为财政买单，会导致什么结果？看看现实就明白了。
美国这几年搞了MMT和全民发钱，结果如何？通胀波动与财政扩张之间存在大约18个月的滞后，目前来看，美国的通胀高峰已经安然渡过了，官方公布的通胀峰值在10%左右，如今已经回到了5%-6%左右，未来不排除在此水平长时期盘整的可能；经济增长数据还行，失业率来到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新低，而美元汇率反而因为加息而不断走高，甚至在俄乌冲突之前就不断走强。
2020年上半年，当新冠疫情冲击美国的时候，整个美国社会陷入危机和动荡状态。为什么2020年下半年开始，政治和社会危机逐步稳定了？他们的抗疫搞得一塌糊涂啊，就是靠MMT和全民发钱，帮助美国社会安然渡过了新冠带来的社会危机。
美国给老百姓发钱的代价谁承担了？答案是全球储蓄者。中国PPI（生产价格指数）与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之间的严重背离，就说明我们也在替他们承担代价。
有人说，中国的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所以不能学美国搞MMT。此言差矣！
人民币不是美元、欧元那样的主要国际货币，而是类似英镑和日元一个档次上，这并不是因为别人不愿意接受人民币，是我们自己不愿意承担货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进一步放开的代价。
更加重要的是，中国是全球最大贸易国和顺差国，我们如果也搞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也搞全民发钱，那么就会降低我们的储蓄率，减少我们的顺差，让美元、欧元能够买到的东西减少。
（但，我们需要制造业！中国经济的最大悖论：要做世界工厂，又要拉动内需促进消费！）
所以，能不能搞量化宽松，能不能搞现代货币理论，与本币是否国际货币关系不大，只要中国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巨型经济体，通胀的代价就是全球帮着一起承担的。只要中国与世界之间存在大量的经济贸易往来，那么即便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我们也不可避免地被动承担着别人搞量化宽松的代价。
退一万步讲，即便中国搞量化宽松真的导致了人民币汇率贬值，我们为什么要担心汇率贬值呢？作为少子老龄化速度最快规模最大+全球最大制造业出口国，我们的人民币其实是世界上“浮力”最强的货币，因为稍微一贬值就会导致出口顺差扩大。
一个无锚货币的开放经济体系，就如同一个连通器，大家辛苦努力创造的财富存在了各自的蜂房格子里，但是各个蜂房底部是通的，蜂蜜养分在不知不觉中渗漏到别人那里去了。别人印钞而你不印，别人扩债而你不扩，那么你的血汗成果，别人就拿走不谢了。（上面的翟币换手机，国家发展中“剩余”与“规模”难题：中国应主动塑造第三世界的经济体系？）
中国今天的CPI是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但是年轻人的失业率快要赶上南欧了，这种通胀与失业率之间的组合，同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这说明了什么？这意味着将会发生什么？希望大家深思。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美式经济学教条中走出来！】
现在中国的问题是，较低信用的主体（企业、地方政府）以较高的利率借了太多债，而信用最好的主体（中央政府）不愿或不敢借债。中央财政不愿意扩大债务规模，又对各地的经济增速有要求，就逼得地方财政向市场借高息债，更逼得许多大中型企业在外币市场上借入高息的外币债（美元债）。
这跟我们理应构建的国家债务结构恰恰相反了：风险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贵，麻烦越来越多。中央号召经济战线要控风险，结果风险越控越大，根源就在于中国政策界的主流认知把债务的风险弄颠倒了。
实际上，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务率是全球最低的，仅仅20%；利率也是非常低的，十年期国债的利率目前比美国的还低。其实，合理的做法应该是：中央政府主动扩大人民币计价的国债规模，帮助地方政府和各级国有企业从高息债务中解套出来；严格控制和限制中国公私各部门举借非人民币债务；想方设法控制全政府利息支出。
中央财政的这种收缩思维的源头，既有当年生产力低下却是金银本位时代所形成的“节俭持家”的过时财政观念的影响（也就是把家庭和企业的理财原则张冠李戴地直接套用到国家财政的逻辑上去了），又有美国华尔街所资助和鼓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加持。
华尔街金融机构一方面把杠杆用到极致，另一方面又告诉全世界说债务是一种罪，主张大家要控制杠杆率，鼓吹要去杠杆。只有当别人不敢用杠杆，而他们自己能用足杠杆的时候，他们手中的资金和金融牌照才能变得值钱。
近年来，在中国传播这种思想最得力的是瑞达里欧，我从2011年前后开始关注他的观点，也是最早开始批判他的错误思想的少数人之一。中信出版社的编辑朋友曾经邀请我帮他的书的中文版做序，我回复说如果让我写，那就变成对他的拆台和批判了。
在我看来，他的思想有两大问题：一是对货币体系变革的历史了解不够深入准确，无视1971年货币体系脱离硬锚给经济金融体系带来的“革命”，也混淆了本币国债和外币国债的不同债务约束力，更混淆了家庭部门、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债务之间的本质区别（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其早期思想中，经过别人的批判和提醒，他在大约2015年之后的著述中已经提到了本币债与外币债差异，但是仍然无法彻底修正其逻辑体系）；
二是单因素论，就是试图用杠杆率这个指标去解释金融市场、解释宏观经济，乃至解释国家兴衰。在社会科学各个专业的研究生论文答辩中，这种单因素论是最常见的方法论错误之一。想要发表学术论文的博士生，建议把《瑞达里欧去杠杆思想批判》作为选题，看看他的错误思想有何危害，如何形成的，如何传播的，如何修正的，这样的论文非常符合时代的需要。
许多经济学教科书的观点和命题都是在1971年货币体系与黄金脱钩之前形成的，这50年来各国大学经济系里的教书先生们没有及时地更新他们的知识和命题。而且受到美国学界的数学化风气影响，全世界很多专业学者根本不学习经济史、货币史和政策史，其中不少经济学老师还是从数学和理工科转行进来的，做个QUAN就能拿个经济学或者金融学博士学位，所以不能指望他们有多少深刻的经济思想和政治理解。
2008年之后，之所以现代货币理论的声音越来越大，不仅仅是因为美国、日本的政策实践走在了理论和学术的前边，而且1971年以来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靠数学模型吃饭的经济学家们终于有足够的数据样本来重新构建认知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受到美国教条经济思维的影响，许多年轻人对MMT嗤之以鼻，一张嘴就贴标签说它是一种异端邪说。其实现代货币理论算不上啥理论，而仅仅是对货币体系变革及其现状的一个描述，只要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不要被各类经济学教科书催眠，睁开眼睛看看美欧日在干啥，有啥效果，谁得到好处、谁承担代价，就不难明白其中道理。
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暂时抛开所谓的权威理论和教科书观点，要实事求是地看事实和数据，然后再对MMT和全民基本收入的政治经济学本质做出判断。
而且有必要提醒大家的是，从政治和利益分配的角度看，现代货币理论与全民基本收入的组合，在政治光谱上就是左翼学者为市场经济所提供的解药之一，是帮助穷人和普通大众向资本和精英争夺利益。正是因为如此，美国左翼政治家桑德斯才会聘MMT旗手斯蒂芬妮凯尔顿教授做政策顾问。
【福利主义在中国被严重污名化】
对于今天处于生存焦虑中的年轻人，尤其是中下层年轻人而言，这个方向的思路才能提供出路，当然我们中国学者应该有更加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改进版方案。而反方向的那些主张，比如限制杠杆率、限制债务规模、限制央行资产负债表、着力防范通胀等等，那都是符合富人利益的主张。
对于年轻人而言，你有几套房子？你有多少存款？甚至连体面点的工作都没有，你替富人担心通胀、担心福利体系会养懒人、担心高工资让工厂招不到人，是没有道理的。过去四十年，福利主义在中国被严重污名化（资本控制的媒体），似乎搞福利的国家就是养懒汉都缺乏竞争力，但真实的世界并非如此。
中国的产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已经接近了欧洲与日本的水平，我们的电动汽车、无人机、互联网、航天、船舶、高铁、清洁能源……等领域已经是世界一流水平，但是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相比，我们的居民福利水平远远落后。
比如医疗、住房、养老、托幼、失业、伤残等领域的补贴和帮扶支出，在30多个OECD国家这个指标的平均值目前是21.5%，而中国目前是在6.5%。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巨大鸿沟，可以解释很多现象，比如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中国新生儿数量的下跌，中国本土消费能力的相对不足，比如中国的一部分人才出国留学之后不太愿意回国等等。
以前是美欧日的福利体系创造了占其人口比例50%以上的中产阶级，而美欧日广大中产的既慷慨又挑剔的消费，拉动了中国的制造业腾飞；但是如今他们的消费增长变缓慢了，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不愿意用他们的消费市场和核心技术支持我们的高科技产业，那么中国的产业要想继续升级，就必须依靠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了。
在此背景下，本国福利支出占比的大幅提升，既是共同富裕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体现，也是中美长期竞争的时代背景下，壮大和升级本土消费市场的必由之路。
中国股市最大的毛病，是定位出了问题？
中国经济的最大悖论：要做世界工厂，又要拉动内需促进消费！
如何从哲学的高度看待俄乌战争的性质？
西方极限制裁下俄罗斯经济稳定，更让人看清“货与币”的关系！
拆穿美元信用问题！
“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是中美最大的共同利益？
振兴东北：建立东北特区，实行新时代计划经济！
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可行吗？可怕吗？
今年的“稳中求进”与往年会有不同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键解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提“稳中求进”。
经济要高质量发展是应该的，但是，不能只关注质量；质量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质量与数量是相互依存的，提高质量的同时必须要兼顾数量，否则，质量与数量可能都会失去。这既是辩证法、也是现实道理。
中国未来几年最大的挑战是美国的全面战略施压，而打破美国施压最有效的办法是延续较快的经济增长。这是中国化解来自美国霸权的战略压力、维护中国发展所需战略空间的根本办法和根本依靠。美国对华高筑贸易壁垒，目的是削减中国国外市场的范围与规模，以此来阻碍中国经济增长。
问：高速增长，意味着各行各业要高产出，与之对应~就要求市场有高需求~现在有吗？
答：当然有了！本来需求很大，但被压制了。老百姓有巨大的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工厂有巨大的产能却不让释放。
我国有十几亿人口，是早已存在的事实，为什么现在要强调内循环？
为什么过去大量商品要依靠外销？
为什么以前非得要外国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为什么过去几十年老百姓的消费内需还是不足？
……“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只要能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加大消费能力，这个市场就足够强大。（中国经济的最大悖论：要做世界工厂，又要拉动内需促进消费！）
产能过剩，其实是个伪命题，是无良媒体与经济学家为了丑化中国过去的高增长而炮制出来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比还很低，不存在战略性的长期的产能过剩。这几年经济增长放缓、增长预期也不够（温总：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比如购车消费，中国人均汽车保有量是低于美日韩，经济下行收入下降，包括购车（换车）在内的居民消费能力随之放缓，汽车销量甚至连续数年负增长，就变成了“产能过剩”，去产能，汽车产业链很长，影响很多行业，相关企业收入继续下降，职工消费更加无力，产能继续“过剩”。经济不好，什么都过剩。再深入一点：（宋志平:我们的分配机制还是有问题）
【为“产能”正名】前几年，中国历经几十年辛苦积累而来的庞大的产能，被污名化了，被视为落后的、应该被淘汰的东西。这次疫情，提醒我们要对产能重新认知、恢复名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能够快速建成，依赖的是中国的产能；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医疗物资匮乏短期之内就得到了扭转，依赖的是中国的产能……没有产能，就没有一切。
本来，中国产能庞大，是一件好事情，全世界无数国家都羡慕，可偏偏在中国这几年都嚷嚷什么产能过剩，该去产能。产能庞大应对和解决之道是扩大需求、改革生产关系、调整分配制度，拉动消费增长！让产能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去产能，破坏生产力！生产力，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最重要标准。《内循环、房地产、股市！》。
只有经济增长、预期好，人民才敢于花钱消费（而不是储蓄）因此，在当前增长疲软的情况下，只有政府政先释放“稳增长”拉动经济的明确信号，人民群众对未来有了好的预期，他们才敢花钱消费。而不是反过来，经济不行了，呼吁人民多花钱多消费来拉动经济向好。这是本末倒置。
《解释中国经济困境的思维导图》见第1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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