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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政府无限责任”，纠正“小政府”误区！ |
2017年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北京代表团的审议。王岐山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体现在党的自身就是理想信念宗旨的坚定性，体现在治国理政就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科学性、实践性。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政府”历来是广义的，承担着无限责任。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法院和检察院，在广大群众眼里都是政府。
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对此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领导、担负历史使命，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解决好党员干部在作风和廉洁自律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
这段话让许多网友感到振奋，认为是对近年来我国流行的一种“党政分开”、“小政府”、“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的错误观点的正式回应。
改革开放以来，由某些专家学者（如张维迎、许小年等）带节奏社会上逐步形成了一种认识误区，即认为经济增长源于“小政府”，政府对经济干预越少，经济增长越快，凡是政府放开管制，经济就发展的好。因此只要继续减少政府的经济职能，就能够激发市场活力，让经济恢复增长。
这种“政府越小越好”、“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的理念，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理念。这种理念起源于西方80年代，这种观点其实不是经济学教科书上的观点，而是带有宗教般信仰色彩的一种话语迷信，这种迷信是上世纪80年代西方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出现的。
资本集团营造出这种话语，在国内是要突破政府对资本特权的管制、以便有利于垄断资本获得更大的超额利润；在国际上则是将其作为对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输出的工具，让发展中国家放弃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以便巩固和加强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优势地位。
抛开其意识形态因素，不管在理论还是实践上，“小政府”的观念也不成立。
从西方国家的情况来看，其在现代化初期就离不开政府的强力推动，英国、美国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在建立初期实施了严格的国内贸易保护，并且是通过政府开辟海外航道、圈地运动等为工业化准备了条件。德国、日本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初期就是以政府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方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启动初期，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就更难以启动。
相反，目前广大陷入贫困陷阱的发展中国家，则是受制于政府能力不足。在现代化的初期，政府起着维持安全和秩序、构建国内统一市场、提供公共服务、实施产业政策等办法，而这些国家的政府太小太弱，没有能力履行基本的职责，以至于现代化久久不能启动。《国家发展中“剩余”与“规模”难题：中国应主动塑造第三世界的经济体系？》
西方国家进入现代化之后，政府的职能也不是削弱了，至今在国际上相比，发达国家的政府职能明显强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政府对经济和产业的管控明显强于发展中国家。
经济史学家Marc Law和Sukkoo Kim（2011, p.113）也写到：“尽管美国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市场经济体，政府管制仍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特征。一切都在管制之下：无论是美国人吃什么食物、开什么车、怎么看医生，还是决定从哪里借钱，又贷款给谁的金融体系，全都是被政府管控的。”那种把一切政府监管虚无化的观点，认为市场自身能够做到优胜劣汰，这并不符合事实，市场上广泛地存在信息不对称，买家没有卖家精，政府进行监管、制定标准、进行认证、披露信息，是一种公共产品，为了有助于市场主体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信息，做出正确的选择。例如，对技能人员授予职业资格证书，对产品性能进行检测认证，对进出口商品进行管控，就是对其信息向社会的披露，是减少交易成本的办法。如果没有这种认证，可能每家企业都要付出时间和成本进行认证，这就是社会资源的浪费。
政府就同时具有“掠夺之手”和“保护之手”两个角色，关键是看政府代表谁。一方面，政府可能同某些利益集团勾结起来对社会进行攫取；另一方面，也只有政府才有合法权力来遏制利益集团，维护社会公正，提供公共服务，并对外维护国家利益。在现实中，有些人希望捆住政府“掠夺之手”，这种主张有利于国家发展和人民大众；另一些人则希望捆住政府“保护之手”，让政府不要遏制利益集团、不要调节收入分配、不要搞社会福利，因为这些做法对资产阶级不利。可见，同样嘴上念叨“限制政府权力”，心里的算盘可能完全相反。
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大行其道。以智利独裁者皮诺切克为代表的政客，通过政权的力量强制推动市场化、私有化，结果使财富迅速向寡头集中。信奉“市场是看不见的手”的人却用“政府看得见的手”来强制推行市场化，这本身就是一个讽刺，实际上是利用权力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开道。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道路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的组织者、领导者，在中国现代化模式中起着核心作用。旧中国无法启动现代化，缺乏一个能够凝聚全国人民意志、形成共同目标的政权，是一个重要的约束。无论是清政府、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政府，都没有建立一个能够启动现代化的国家政权。
中国在政府职能上，既没有像前苏联那样完全包办代替，但也没有陷入新自由主义“小政府”的陷阱，而是在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不断强化国家能力。中国共产党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中国的政府在经济运行中，不仅是简单的“守夜人”、“裁判员”，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代表人民来治理和驾驭市场和资本，政府的经济职能不仅局限在制定规则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而是在举办公有制经济、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促进共同富裕、参与国际竞争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
中国积极有为的政府，避免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两类陷阱。一个问题是政府软弱涣散，缺乏必要的国家能力；另一个问题是政府为强势利益集团所俘获，代表少数人的利益剥夺大众。
[b]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出于“减少监管”，政府一放手，市场就有活力了，这种解读并不正确。支撑这种观点一个主要的理由是，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政府放松了对农村多种经营和城市民营经济的监管，结果出现迅速的经济增长。这确实是历史事实，但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并非是出于“去监管”，而是由于生产力条件已经具备了，放松监管仅仅是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把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
今天，尽管行政审批仍然有些阻碍发展的成分，但是同样有一些领域存在着监管不足和政府缺位。比如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环境保护、民营医院、金融脱实向虚、股市制度不健全等等……不是过于严格，而且恰恰相反，该管的没有管到位。
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如果不受制约，就会在资本利益的裹挟下，冲破人类的一切社会关系，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失去其自然和社会属性。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成为商品，只能接受资本的盘剥，从而造成尖锐的社会分化和对立。土地变成商品，会造成恶性兼并和大量流民、生态破坏；资源环境变为商品，会导致环境透支；自由放任的市场无法解决医疗、教育等产品的公平提供，从而也需要政府承担责任，确保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可见，有为的政府才能构建有机的社会，有机的社会才能诞生有效的市场。
如果盲目地迷信“去监管化”，不加分析地缩小政府职能，不仅不能带来经济增长，还可能增加新的风险，增加无效供给。比如，在涉及环境、安全、规划的行业简单地放松监管，就会导致企业为了追逐利润对社会造成危害（负外部性），对金融机构的设置放松监管，就可能导致欺诈投机等金融风险的增加。一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刺激经济，放松了对私营医院的审批，结果导致以片面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的大量资金进入医疗领域，给后续的监管带来更大的难度，也给患者增加了痛苦。这些都是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如果放弃了这些职责，短期内可能会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长期并不可持续，而且有巨大的副作用。
从思想方法上说，对绝对市场化的迷信、对私有制的迷信、对小政府的迷信，归根到底是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把改革开放初期成功的经验绝对化、教条化了。只有继续解放思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避免对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教条主义化，做到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使改革适应新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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