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几乎所有的战绩都是虚报！
1839年，广东虎门，变天了。那一年，中英之间的关系紧张到了极点。
虎门销烟的浓烟刚刚散去，英国近代化的舰船就已经赶赴中国海面而来。 11月3日，虎门附近的穿鼻洋，中英之间爆发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斗。英方的参战兵力为一艘28门炮的六等巡防舰窝拉疑号和一艘三桅18门炮的小型风帆炮舰风信子号，而中方的参战兵力占据绝对的数量优势：16艘帆船和13艘火船，一共是29艘战船。中国的战船数量几乎是英国的战船数量的15倍。 但是，中国战船上的加农炮都是固定的，以至于瞄的都太高，根本就打不中英舰的舰身。然而，英舰上的炮弹却是一打一个准，在击沉四艘中国战船后，其他的中国战船纷纷逃窜。
穿鼻之战结束后，林则徐上奏道光帝：“关天培督令弁兵对准连轰数炮，将其鼻头打断，船头之人纷纷滚跌入海，又奏升水师提标在营游击麦廷章督率弁兵，连轰两炮，击破该船后楼，夷人亦随炮落海，左右舱口，间有打穿。”
那么究竟有多“夷人”落海呢？“收军之后，经附近渔艇捞获夷帽二十一顶，内两顶据通事认系夷官所戴，并获夷履等件。其随潮漂淌者尚不可以数计。” 久居深宫的道光帝看了林则徐的奏折，龙颜大悦，朱批：可嘉之至。
然而，道光帝并不知道，穿鼻之战的真相是，中方共有15人死亡，30多人受伤，1艘帆船和3艘火船沉没，而英方只有一个士兵受伤。 由此可见，林则徐的战报里，比现今很多国产剧的注水还要多。
没错，林则徐在忽悠道光皇帝。
在此之后，中英双方还各种小摩擦不断，虽然中方屡战屡败，但是在林则徐的奏报中却变成了“七战七捷”。道光帝在虚假捷报的鼓舞下，于1839年12月下令禁止广东口岸的全部对外贸易，断绝了中外之间全部贸易往来，它再度激化了中英冲突。在1840年初的英国议会上，国会以271票对262票，通过对清国正式宣战。 林则徐这样浓眉大眼的人物尚且谎报军情，夸大战绩，“扭亏为盈"，就更不要说清政府其他那些庸庸碌碌的官员了，他们在战报“注水”方面的能力和胆量，都足以让很多国产剧的编剧们自愧不如。
鸦片战争，几乎所有的战绩都是虚报的本来，在战争中，无论古今中外，虚报战绩都是无可避免的现象，但是在一场战争中，几乎所有的战绩都是虚报的，那就十分可怕了。
在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在向道光帝奏报美颜滤镜后的战绩，把现实中一个个惨败的结局变为一个个在奏章上大胜的捷报。
这些官员们都不约而同，集体忽悠了道光帝，以至于道光帝根本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一步错就步步错，忽忽悠悠就瘸了。
1、参赞大臣杨芳在忽悠
19世纪，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说过一句名言——世界上有三种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统计数字。 同时代的鸦片战争时期的清政府官员，却能在奏折里把这三种谎言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全军覆没的结果可以是反败为胜的，敌人伤亡的数字可以是无中生有的，它们都呈现在奏折上，让道光帝对战争产生了莫名的自信。
1841年3月13日，英国舰队齐聚广州城外，他们把中国停在港口的船只打的粉碎，也摧毁了护城的大炮——虽然这些落后的大炮也根本没什么战斗力。 3月16日，英国全权代表义律发出一份要求停战谈判的照会，派一艘打着白旗的小船由大黄滘炮台北上送往广州。途经凤凰岗炮台时，被清军发炮轰击，只得退回。
然而，此时接替林则徐、琦善负责广州战事的参赞大臣杨芳却上奏，将在凤凰岗打退英国白旗小船，添油加醋，无中生有，说成是击退英军大兵船2艘，火轮船1艘，三板船十几只。 杨芳是清军中百战百胜的老将，威名远扬。但是名将不代表就一定是个实话实说的老实人，道光帝对杨芳的奏报没有任何怀疑。 不出所料，他再一次龙颜大悦，原来打英国人是这么的so easy。
于是，道光帝下旨给靖逆将军奕山，要他腿脚再快点，赶赴广州与杨芳合力对英军“痛加剿洗”。
道光帝不知道的是，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3月19日上午，英军士兵在英格兰商馆附近登陆，中国守军毕竟见识过或听说过英国船坚炮利的厉害，不像道光帝那样闭目塞听，任人忽悠，所以全都士气低落，不战而溃。 英军兵不血刃的就占领了商馆，至此，广州内河防线已经全部失守，广州城的东西两面也均暴露在英舰炮火之下，完全成为一座危城。1841年5月24日英军开始登陆围困广州城。
广州虽然变成了英军砧板上的鱼肉，但是3月22日，杨芳再一次上奏，大言炎炎，声称英军因清军防守严密而退出。 然而，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由于屡战屡败，杨芳不得不在跟林则徐等人开过碰头会后，决定与英方妥协——如果广州真的失陷，大家就真的要去向阎王爷那里报道了。 杨芳先斩后奏，3月31日，他批准广州与英属印度商人恢复通商，然后，4月3日，上报道光，请求批准恢复与英国的商贸往来。
道光帝此时正被之前那些连篇累牍的捷报鼓舞的兴奋不已，看到杨芳的上奏，气的血压急速上升，下旨将杨芳“交部严加议处”，将其革职留任，以观后效。 由此可见，谎报军情是一把双刃剑，在你忽悠皇帝的同时，也在给自己挖下了一个难以填平的大坑。
2、靖逆将军奕山在忽悠
杨芳下线后，靖逆将军奕山到达广州，主持广州军事。 奕山刚一到广州，热乎饭还没来得及吃上一口，道光帝就发来催战指令，命令奕山出兵进剿，“务使该夷片帆不返”。 奕山只能硬着头皮上，5 月 21 日他率领清军向英军发起进攻。双方打了五天，清军一败涂地。无可奈何之下，奕山在广州城挂起白旗求和，并向英军交纳 600 万元的广州城赎城费。 这边刚刚安抚了夷人，那边就要紧接着忽悠皇帝。奕山奏报道光帝，大肆渲染清军夜袭英国舰船，大获全胜，“逆夷号呼之声远闻数里”。
此一战，在商馆一带水域，英国大兵船二只、大舢板板船四只、小艇舢板数十余只；在猎德一带水域，烧毁英国小舢板船数只。英国士兵更是损失惨重，“逆夷被击及溺水死者不计其数”。然而，你懂得，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道光帝看到奏折，还是龙颜大悦，然后朱批“甚属可嘉”。除了准备提拔奕山，他还赐给了奕山很多的奇珍异宝。对于一个龙袍上打了很多补丁的皇帝来说，道光赐给下属这么多礼物，可见他是真的心里面高兴。
奕山在奏折中没有提到六百万赎城费以及清军被迫全部撤出广州城一个字，相反，他玩弄文字游戏，将英军围打广州，说成是英夷乞求通商，索还商欠。
咱道光帝也不是那么不讲情理的人，他看完奏折，怜悯英夷，下旨准许广州继续通商，并特别拨款280万元，以清“商欠”。在整个鸦片战争中，大大小小的官员们谎报军情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道光帝万万没有想到，他的那些大臣不是一个两个的在忽悠他，而是在组团忽悠他。
比如奕山到广州后，发现了杨芳之前的奏报都是谎言，但是他没有选择拆穿。就这样，道光帝在各种虚假的捷报中，稀里糊涂的一再下达错误的指令。 阎崇年教授在他的《正说清朝十二帝》里分析，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偶然的。他说，战略上，清朝国力不小，以逸待劳，民心在我云云。
实际上，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必然的。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然而，在战争中不知彼，同时还欺骗自己，则战争最终的结局，不言自明。
3、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著名英国史学者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在《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中评价当时的中国人：
“不但善于篡改历史，而且擅长捏造眼前的事情，他们向皇上报告说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打死许多英国人，而且击沉多艘英国船只。在这场冲突中，皇帝的许多错误决策并不是战略上的错误，而是基于错误的情报采取了行动”。
然而，我们不能简单的将道光帝看作是被群臣欺骗的受害人，从而为道光帝开脱相应的责任。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么一个道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清军中为什么会有这种造假的风气？很简单，因为皇帝喜欢听捷报，喜欢听溢美之词，听高兴了就会让你升官发财。如果你说的都是皇帝不喜欢听的话，即使你说的是真相，皇帝也会让你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林则徐的遭遇，他虽然一开始谎报军情，虚传捷报，但是他在后来也意识到了必须要告知道光帝中英双方军事实力差距巨大的真相了。
1840年9月24日林则徐在《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的奏折中指出，自己建的船炮是必须之物，只要增强国防力量，才能对抗船坚炮利的入侵者，建议用关税的十分之一来制造炮船。 是的，林则徐已经告知道光帝英国“船坚炮利”的事实了。 然而，道光帝的答复是： “汝云英夷试其恫吓，是汝亦欲效英夷恫吓于朕也！无理！可恶！…………一片胡言！” 结果，林则徐被革去两广总督一职，由直隶总督琦善接任两广总督。 直隶总督琦善跟林则徐一样，都是禁烟方面的得力干将——他曾在天津起获烟土15万余两。他也曾据实奏告道光帝，“见到英吉利夷船式样，长圆共分三种，其至大者，照常使用篷桅，必待风潮而行，船身吃水二丈七八尺，其高出水处，亦计两丈有余。舱中分设三层，逐层有炮百余位，舟中所载皆系鸟枪，船之首尾，均各设有红衣大炮一尊，与鸟枪均自来火。其后梢两旁，内外俱有风轮，设火池，上有风斗，火乘风气，烟气上熏，轮盘即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 琦善到广州后，亲身考察林则徐的战备情况，再询问林则徐的破敌之策。林则徐有很多战法，但是基本上都是用锁链封锁江面、火烧连环计之类的古老战法。
琦善心生疑惑，他分析，“今则该夷泊船，各自相离数里，不肯衔尾寄碇……是意在却避延烧也”，“泥恒言以图之，执成法以御之，或反中其诡计，未必足以决胜”。琦善的怀疑没有错，1841年1月7日，英军攻击虎门的沙角、大角炮台，清军完败。清军阵亡军官8人，士兵279人，受伤军官35人，士兵428名，另军官1人，士兵4名战后不治而亡，总计损失744人，而英军只有38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是搜查过程中误中一个弹药库引起爆炸造成的。
虎门之战，让琦善彻底明白：在这场中世纪军队与现代化军队的对抗中，前者根本没有获胜的可能性。
为了尽量避免更大的损失，中国应该努力于外交，做暂时的妥协退让。“边衅一开，兵结莫释。我皇上日理万机，更不值加以此等小丑跳梁时殷宸廑。而频年防守，亦不免费饷劳师”。 在英军武力威慑下，琦善被迫与义律在川鼻洋商议草约，并表示愿向道光皇帝“代为恳请在尖沙嘴或香港地方择一隅供英人寄居”。但是这个草约由始至终并未经道光帝的批准，而琦善也没有盖用关防印，因此该条约不具法律效力。 然而，道光帝得知此事后大怒，当即将琦善锁拿进京，查抄全部家产。同时，道光帝决定重新集结军队，再度开战。再度开战的结果，就是一败再败，败的惨不忍睹。 与后来签订的《南京条约》相比，不得不说，琦善有“自知之明”，他所约订的《穿鼻草约》已是晚清损失最小的条约，蒋廷黻说，“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
4、林则徐的选择
林则徐和琦善是当时清政府中少有的认识到中西方军事差距的封疆大吏，要知道那时候甚至有些官员认为英国人肯定会惨败——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弓箭。
林则徐和琦善不但有超过其他官员的见识，而且还都曾选择了向道光帝奏报中英双方巨大军事落差的真相，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但是道光帝的选择性失明，让他们双双被革职查办，一个发配新疆，一个全家被抄。 茅海建教授曾评价这段历史，“在此，道光帝将琦善对军情的如实陈词，统统当作‘妄称’的虚情，‘要挟’道光帝的’危言’，并予以道德的谴责。这实际上也下了一道钳口令，封住了杨芳和奕山的嘴巴：不仅不许败，而且不许言败。这就把杨芳和奕山推上绝路，他们面前只有一条路——捏慌。”
相反，那些一直谎报军情的官员，却基本上仕途平稳。例如1841年，台湾地方政府在奏折中就把两艘触礁搁浅的英国军舰“内布达号”和“安号”称做是被清军击沉的，不出所料，这份奏折让当地官员们得到了道光帝的奖赏。
即使后来闽浙总督怡良赴台调查，发现“两次夷船之破，一因遭风击碎、一因遭风搁沉，并无与之接仗计诱如该道所奏者”，建议道光帝将二人“或饬部从重治罪，或解部审办”。道光帝据奏，断定台湾镇道欺饰冒功，辜负皇恩，自取罪戾，乃命将二人革职解交刑部审办，并追回鸡笼、大安两次保奏文武员弁之封赏。 可是后来呢，咸丰帝即位后，姚莹再次被起用，任湖北武昌盐法道，升广西按察使，署湖南按察使，1853年卒于任内。达洪阿则于1854年被重新起用，调往河北阜城与太平军对抗，后来在战役中阵亡。
有鉴于此，清政府的官员们，都学会了报喜不报忧的“政治智慧”，毕竟事实真相没有乌纱帽重要。要知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即使一时谎言被揭穿，以后也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就像姚莹那样。
萧致治教授曾在《鸦片战争史》中分析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清朝社会制度的腐败,诸如政治上的极端专制，统治者的自大与欺蒙，前线文官武将的“爱钱”与“惜死”等，都是导致中国在战争中失败的极为重要的原因。
我对“统治者的自大与欺蒙”的理解就是，统治者因为被官员欺蒙，所以自大，官员因为统治者的自大，所以只能欺蒙。统治者与官员们形成了一个上下蒙蔽的怪圈。
就这样，道光帝与清政府的官员们，一个个闭目塞听，一个个坐井观天，听不得事实的真相，接受不了自己不如人的现实。这导致有责任心的官员最后也不敢再吐露真言，林则徐在流放途中，给友人写信，认真反思鸦片战争中中国失败的原因：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军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左。徐尝谓剿夷有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指南宋名将岳飞、韩世忠)束手，奈何，奈何!”。
曾经意气风发的林则徐，还特意叮嘱两位友人不要把信件内容传播出去：“两先生非亲军旅者，徐之覙缕此事，亦正为局外人，乃不妨言之，幸勿以示他人，祷切，祷切。”
琦善后来被宽赦，担任驻藏大臣。但是他始终没有建言清政府需要向西方学习，也没有变革中国现状的任何打算，就这样他终于可以平平稳稳的混到了生命的终点。 无责任心和无知的官员靠谎言来赢得政绩，有责任心和有知的官员靠闭嘴来保全性命。劣币驱逐良币，大清王朝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
道光帝等清廷官员不承认自己已经落后于西方的现实，依然沉溺于天朝上国的幻想世界中，这样的自我欺骗，如何能够知耻而后勇？
据说，道光帝在听到鸦片战争惨败的结局后，率领皇室成员，跪拜于紫禁城左侧的太庙向祖宗叩首请罪、嚎啕大哭，悲愤不能自己。
可是，嚎啕大哭之后，道光帝有没有反思过为何官员们都说对英战事很顺利，可是最后却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样的结局？大清帝国在体制上是否需要整改？大清帝国是否要开始虚心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
没有，清政府一切照旧，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直到迎来第二次鸦片战争……
什么是王朝走向衰败的表征？满街都是大忽悠。
参考资料：
1、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东方出版社，2014年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尔东、 周海燕《香港历史之谜》，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年
4、王瑞成《审判琦善——一种历史语境和事实的重建及其意义》，《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5期
5、 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辑: 《清代台湾关系谕旨档案汇编》，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
6、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 1995年
7、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三联书店，2005年
8、张惘《历史的迷惘-寻觅治世之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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