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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继伟的助理依赖症 |
今天,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财政部长楼继伟一上来就说道:
“我带了这么一堆材料,因为我不知道各位要问什么,还请来了我们的部长助理许宏才先生,大家提的问题如果需要谈到细节,请宏才同志帮我找找。”
楼部长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本职工作的。不知道目前政府内部还有哪一位部长有如此态度。
在记者会上让别人(或企图让别人)帮忙回答记者的问题,这对楼部长来说,可不是头一回了。
2014年3月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当直播进行到28分50秒时,《扬子晚报》记者问道,“请问部长,我们的收入分配改革会有什么样的举措?”楼部长听闻立即面露尴尬,然后不知所云地讲了一大堆:
“收入分配改革是一个,这个,很难回答也很好回答的问题。因为,难回答是因为收入分配是个结果,是各方面措施最终的结果,很难简单说哪一项改革就是相关收入分配说,刚才这位记者讲的问题,如何向贫困宣战,这些问题作为措施,都是改善收入分配。所以说从难回答来说涉及面太广,什么事情都涉及到收入分配。那么,今年我们是,狭义地说一下吧,收入分配我们采取哪一些措施,我看看,我们这里还有一些标准提法,因为我要跟你详细起说收入分配来没个头,狭义的有个提法,提法……”
楼部长一面“没个头”,一面不停地翻着自己手边的一堆资料,可找来找去,也没找到那个“提法”。看到此景,一起出席记者会的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赶忙说,“我替我们楼部长给你补充一下”。
于是乎,楼部长就被“替”了。
或许有人认为,部长是大官,对“细节”的掌握没必要那么清楚,不过,周总理似乎不认可这一点。
《走近周恩来:贴身卫士眼中的共和国总理》(权延赤著)中曾描述道:
“有的部长怕总理问数字,问细节,汇报时就带了有关司局长甚至处长。大家准备了又准备,可是没等汇报,总理就沉下了脸:‘这是做什么?搞祖孙三代同堂?胡闹台!’还有的部长带个助手坐身后,也被总理严肃批评:‘汇报工作还要问二排议员,这是不允许的!’”
“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离了材料就说不清,这是不允许的!”总理给这位副部长一个评价。
楼部长不光是“离了材料就说不清”,而且是有了材料也找不到,还得靠别人救场,“帮我找找”,“替”他回答。不知周总理再世,对楼部长的这种“助理、副手依赖症”会有何评价。
在本次记者会上,楼部长的其它一些说法也令人叫绝。众所周知,近年来,楼部长一直坚称中国经济发展过快,有速度无质量,粗放低效,杠杆化太高(我认为楼部长的观点是片面的,中国经济的负面因素被其夸大了),为此应该去杠杆、压(地方)债务。比如,近年来楼部长一直夸大中国的通货膨胀的威胁,明明已是通缩或准通缩了,楼部长却仍旧强调防通胀是经济目标。楼部长的政策的实践结果如何呢?结果大家都看到了: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至于财政收入的下滑则更为明显。现在一看形势危急,又不得不扩大财政赤字(即扩大杠杆)来拉动经济、弥补缺口。记者会上楼部长的这番话是符合事实的:
“今年的赤字率为3%,比去年实际的赤字率提高0.6个百分点,去年赤字率是2.4%。……连续的PPI在下降,使得财政收入增长的空间受到了挤压……财政收入的形势是严峻的,我们要扩大一些赤字。”
从“去杠杆”到“加杠杆”,可以说,楼部长的政策的失败是如此明显。可是,楼部长却没有承认这一点,而是用了一个新说法来描述自己的新变化:“全社会降杠杆,政府适度加杠杆”。通过这样的文字游戏,楼部长维持了自己政策的表面上的一贯性。
其实,不光在中央由去杠杆变成了加杠杆,地方上的、“社会”上的去杠杆实践也是失败的。
2015年夏天在发改委官员与财政部官员举行的会议上,发改委官员就指出财政部压制地方债务与招商引资,破坏了经济发展,不得不改弦更张自我否定:
“政府(指的是财政部)的瞎折腾。提醒关注两个文件——地方融资平台政策大幅调整(《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43号、一些政策调整带来额外冲击(《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62号。这两个文件本意都是没有问题的,但与一二十年来中国整个经济的运行机制是完全违背的。结果《关于妥善解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问题意见的通知》40号文否了43号文,《关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25号否了62文。政府反过来调过去的折腾,影响了正常运行的机制。”(《发改委与财政部专家内部稳增长会议纪要》)
财政部出台的43与62号文件,压制地方债务平台以及地方政府出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后来一看经济下滑严重,财政部又不得不用40号文否了43号文,25号否了62文,由“去杠杆”变成了“加杠杆”。
我不明白,为何楼部长对待中国经济高增长像对待仇人似的。全球各国的财政部长们都在为加快本国经济增长殚精竭虑的时候,唯独楼部长始终如一地坚持中国要降速、要“震荡”,这该如何解释?
尤其另人吃惊的是,楼部长一面明确要求中国经济应该低增长,一面却又明确主张美国经济应该高增长。如此爱憎,匪夷所思(拙文《取消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有利?——兼论楼部长的自相矛盾》,对楼部长的怪异逻辑有更详细的分析)。
在记者会上,楼部长还再次抨击了《劳动合同法》。楼部长对劳动合同法的荒唐指责,如劳动者收入上涨过快、不能让企业任意解雇或扣留职工等,我前不久在《取消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有利?——兼论楼部长的自相矛盾》一文中都已予以批驳过了,兹不赘述。我想强调的是,当我今天看到楼部长抱怨劳动者收入增长过快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两年前记者招待会上楼部长面对“如何改善收入分配”一问时的语无伦次、磕磕巴巴、言之无物了:楼部长本来就不满意中国人民的收入得到改善!
看来,楼部长的观点“很难回答也很好回答”,不外乎这两条:
第一,中国经济不应该高增长;第二,中国人民不应该提高收入过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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