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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内心向往自由的人，才能理解“管理”的真谛 |
对于大部分中国的公司领导者而言，与其说他们在“管理“自己的公司，毋宁说是在”统治“自己的公司。可能就是”管理“在中国遭遇的最尴尬的境地。
如果追本溯源的话，在公司的权力结构演变中，作为技术的“统治”要早于作为技术的“管理”而出现。如果不是杜邦、通用汽车的分权实践，和德鲁克理论的话，我们依然无法分清楚“统治”和“管理”到底有何区别。
“管理”并非德鲁克思想的起点。或者说，当德鲁克一不小心成为“管理之父”的时候，他本来要解决的是社会问题，即——如何防止一个纳粹式极权社会的再次到来。“管理”的出现，是因为“经济人”资本主义走向了失败，进而承载了德鲁克心中的“新社会”设想。
在这个新社会中，“经济人”成为了“自由平等人”，他们为积极的价值而奋斗。这就是德鲁克一生都在致力寻找的路径，如他在在30岁时发出的“末日之问”，“我们不知道在我们的社会中，是否也潜藏着如此强大、蓬勃的新秩序力量；也不知道战争的痛苦能否将它激发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做好准备，不要阻碍力量的出现。”
这个力量是什么？就是个体的尊严和安全在经济社会中得以保障，个人的自由被重新赋予意义。这种保障和赋予，是教会和社会运动都无法给予的。教会式微和20世纪初发生在欧洲的社会运动失败，让德鲁克意识到欧洲社会正在处于一个巨大的道德真空中。传统的社会结构被工业发展打破，新的却没有建立起来。纳粹便是利用这个真空，企图用“组织”取代个人自由，用“打破一切”的唯破坏论来消灭“建立新价值体系”的建设论。
德鲁克看到了两个极权国家的兴起，也做出了苏德必然结盟的预言，也因如此，青年德鲁克的观点饱受攻击。
德鲁克在未来构建自己思想体系的起点就在于，他看到了工业发展和社会结构土崩瓦解之间的摩擦，其成因在于工业经济中的“经济人”假设。“人类自由从事经济活动是实现社会目标的方法。似乎只有经济上的满足，才是对社会重要且有意义的事”，但无论是欧洲的资本主义运动还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都没能同时实现“自由”和“平等”的革命愿景。进而导致了群众情绪的崩溃。
纳粹的崛起基于情绪之上的理念引导，即用国家主义去构建一个“非经济社会”。一定要注意“非经济社会”这个词，这是德鲁克的梦想。德鲁克所倡导的“新社会”，其实就是一个“非经济社会”。但纳粹缔造的却是假的“非经济社会”。
虽然关于“非经济社会”的讨论不多，甚至也有人认为德鲁克的表述过于模糊。但从德鲁克前后表述的对应性来看，“非经济社会”不是不要经济的社会，而是没有“经济人”的社会。“非经济社会”就是“知识社会”。我们经常提及的“知识员工”其实是替代了“经济人”，成为了新的社会组织原则。可极权主义下的“非经济社会”是一个仅仅保持机器齿轮转动、让经济附庸于社会任务的社会。在其中，“运动”取代了经济活动，极权构建出来的经济繁荣建立在“管控”之上，比如压制消费。
此时，“统治”可以发生在社会的任何一个领域里，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司，“统治”的目的都是要剥夺个人的权力和自由。
虽然，德鲁克并没有使用过“统治”这个词，但“极权”已经说明了一切。
1939年，青年德鲁克对世界形势做出了准确的判断，也为他自己悬置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如何才能重建民众对于自由和平等的向往？虽然是奥地利人，可他并不认为经济学可以给出答案。“经济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要拜古典经济学所赐。他也不认为哲学和社会学可以给出答案，尼采看到了“上帝已死”，但“超人”理念又带有强烈的个人强权色彩。他更认为社会学对人类境况的研究和现实不符，他也不愿意从政治学里寻找答案，如他所言，极权不分意识形态。
只有让一个人平等地享有了知识，并拥有了充分整合知识的自由，一个被信仰驱动、经济拉动的新社会才能成为可能。在新社会里，“管理”就成为了一种必要技艺。德鲁克管理学院创始人邵明路曾经写过，德鲁克倡导的“博雅管理”本意是“自由的技艺”，“自由”才能体现出德鲁克的思想精髓。
“管理”的目的就是使人自由。
我们在上学时，被灌输“管理是一门综合学科”，这也是一种不那么恰当的表达。“管理”从德鲁克的嘴里出现那一刻起，就是在他考虑了种种理论边界之后使出的“天外飞仙”。它代表着终极解决方案。
究其根本，管理解决的是道德问题。“管理”对应着“统治“，“企业家”对应着“极权者”。
这种宏大理念的提出，也非一个内心不是充满了对自由向往的人可以做到的。
1923年11月8日，距离彼得·德鲁克14岁生日还有8天，但他已经按耐不住跃跃欲试的心情了。14岁是当时奥地利青少年参加政治活动的法定年龄，让德鲁克连8天都等不及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共和日”大游行。
1918年10月21日，帝国议会232名讲德语的议员聚在奥地利的乡村别墅里，共同商讨德语奥地利未来的命运。这是一战结束后，决定奥地利命运的一次秘密会议。关于未来国家的形式，各党派的看法几乎一致，德意志民族党和社会民主党向来就赞成共和制。11月12日，临时国民议会在位于维也纳环形大街旁的议会大厦里召开会议，宣布德语奥地利为民主共和国。
虽然在纳粹崛起的最初几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拼命抵抗法西斯，总理多尔夫斯甚至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民主共和国”也没有让德鲁克觉得它和大多数集权国家有什么区别。可是，当维也纳整座城市被红旗、工人、革命歌曲、对新政权充满无限向往的学生塞满时，让还不到14岁的德鲁克感到了莫名的兴奋，他幻想自己就是走在游行队伍前面，那个向世人宣告阶级理想的旗手。
他甚至忘记了那个来找他做旗手的青年军女干部的模样。
凌晨4点半不到，德鲁克就冲到窗前，他很担心在今天这个大日子里天公会不作美。毕竟，此前维也纳的雨一直稀稀拉拉地下着。还好，星光破云而出。德鲁克和学生们挺着骄傲的胸膛，而他作为旗手，在享受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突然间，队伍来到了一处积水跟前。趟水是德鲁克钟爱的游戏，他很喜欢走在水洼里中时发出的扑通扑通的声音。这次却不一样。德鲁克说，以往都是自己选择，今天他感觉自己是被源源而来的人潮和整齐划一的动作推着走。他无法选择过与不过，而是要被动接受一个既定的结局。
在趟过积水后，德鲁克默默地把旗帜交给了别人，自己扭身而去。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一群群的社会主义者，十二个一列抬头挺胸，撑着红旗，从我身边过。此时此刻，我觉得格外孤寂，渴望加入他们之中，同时，却有一种飘飘然的快乐，以及无法行诸于言的得意。”
当德鲁克的母亲问起时，德鲁克说，“我从来没这么高兴过。我终于发现我不属于那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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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郝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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