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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国强：反思中国大学学科评价体系 |
近期，国内外媒体、社会特别是科学界、教育界纷纷热议的一个话题是在201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中落选的清华大学施一公教授，于今年先后当选美国科学院和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双料外籍院士。无独有偶，在荷兰蒂尔堡大学公布的2012年全球经济学科最新排名中，有948所大学榜上有名，上海财经大学和清华大学分别以世界第69（亚洲第6、大中华地区第1）和第88（亚洲第8、国内第2）的排名跻身世界百强，而在2012年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两校理论经济学却分别仅列第10和第16。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在此榜上无名的学校在国内的评价体系中却非常靠前，国内大学两种排名情况及巨大差异见表1。此外，首批2011协同创新中心评选也在普选环节中把那些以国际化为特色和优势的协同体筛下来了，最终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牵头的协同体一个都没上。
一个人、一个学科、一所学校，在国内外得到的学术评价为何差别巨大？而媒体和社会对国内官方的类似评选和排名存在诸多质疑，却为何对国际上学科排名鲜有质疑？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国内的学术评价体系没有将对学科本身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放在评价的核心地位，对学科发展贡献度的导向与激励严重不足，也基本没有与国际接轨，再加上行政化教育管理，将政府拨款与现有大学及学科评价体系挂钩，使得中外教育科研评价体制和方法存在着巨大差异,从而导致中国没有一所世界顶尖或一流大学，这不利于中国抢占国际学术话语权，也不利于理论创新、工具方法创新。
以经济学科为例，那些真正按国际标准，以追赶世界一流为己任、鼓励对学科作出原创性贡献的高校如上财、北大、清华、厦大、上海交大，其经济学科的国际排名都比较靠前。所以这种国际国内不兼容的体系如不调整，必定会阻碍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发展战略。中国经济如果只有对内改革调整，没有对外开放兼容，是无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同理，教育也要遵循邓小平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准则，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
在大谈中国梦和民族复兴的氛围里，中国要崛起，就必须在教育强国之林占有一席之地，积极抢占国际学术话语权，打造一批世界顶尖和一流大学，成为顶尖先进科技和文化大国，接轨国际学术评价体系，将学科发展的原创性研究（包括基础理论创新、工具方法创新）放在首位，对教育科研评价体制和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鼓励创造性、多样性、与国际接轨的、开放竞争的教育科研评价体制。
我们为什么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
“厚此薄彼”的评价体系
中国要从大国崛起为强国，需要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支撑。世界一流必须放置到世界学术舞台上去评判，而不是自说自话，按照自定而非国际可比的标准来建设世界一流只能是闭门造车，难以得到国际学术共同体的认可。
目前国外对于高校的评价分两种：一类是高度重视本科教育、为社会培养精英人才的大学（如美国的达特茅斯学院、威廉姆斯学院、威斯利学院等）；另一类则是注重研究的大学。而对一个学校的学科评价原则在于：对这个学科原创性研究及其贡献度。从目前国内学科评价指标体系看，我国大学对应用性、国家急需的研究强调得比较多，而对世界学科的发展及其贡献度基本未进入到评价体系中去，世界一流的研究强调得较少，参与评价的权重比重过小。这里并不是要以前者否定后者，或以后者否定前者，两者应是并行的。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问题也越来越成为世界的问题，但如果中国的大学在对世界共性、学科共性的理论、工具以及方法的原创性研究创新方面没有什么贡献，如何成为国际学术界和社会认可的世界一流学科？
再加上与此挂钩的国家和地方对教育资源的行政性配置，由此产生了重应用性研究，轻原创性研究的严重倾斜性，这种厚此薄彼的学术评价体系对中国大学迈向世界并跻身一流非常不利，对有志于世界共性、学科共性研究的个人和学校打击颇大。许多首批追求创新型研究和打造世界一流学科的2011协同创新中心，如上海财大包括上海很多高校的协同体在评选审定中均落选，这无疑会打击各方面的积极性。
此次施一公的院士评比事件在海内外引起了较大的震动和讨论，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科在国内外的排名落差也产生了负面效应。上海财经大学近8年来引进的六七十名优秀海归人才在今年上半年就流失了7位，被英国、法国、新加坡等国高校和国内一些985高校挖走。多数人觉得国内的学术环境难以让他们充分施展才能，这对我国的人才引进和学术发展是一大损失。
细说国内评价体系的“藩篱”
归根到底，国内评价体系的问题在于以下几点。首先是国内的教育科研评价指标体系纷繁复杂，一系列以往主观评价以及一般成果与高端成果的简单叠加，往往得不出一个客观评价。而在国际上，看一个学科是否是一流在于两个核心指标：一是学科成员在国际顶尖和一流期刊的论文发表及其引用率情况如何，这是检测其理论创新贡献度的客观指标；二是学科所汇聚的本领域内公认的有影响力、有重大理论创新、对学科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世界知名学者有多少，以经济学为例，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士等。这两项标准在国际学术同行中基本都是公共信息，不需要专家认定和政府部门评价，更不会将政府部门对学科的评价和排名与政府拨款挂钩。
国内的学科评价体系纳入了很多的人才和项目计划，而这些往往是国内话语权垄断的结果，没有或很少是国际同行公认的。另一方面对于学术论文质量没有一个合理合适的区分度、良莠不齐，国际顶尖和一流期刊论文的权重很低，甚至与国内一般核心期刊同等权重，没有意识到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的影响力。
其次，学术评价指标体系没有考虑学科差异性。比如，学科评估中所采取的只计算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办法，这是一些学科的通常惯例，但对另外一些学科则不适用。因而，应该根据不同学科采取国际通行惯例，而非一刀切。如在经济学和商学领域，采取只计算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方法，会人为地造成造成老师与学生抢排名，资深教授与青年教师抢排名，院长、系主任、所长与教师抢排名，从而影响青年学者对做高水平研究的积极性和师资队伍的稳定性，特别是对高校基层做国际性研究的海归教师队伍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又比如，对于一些应用性不强的基础学科、理论学科，将领导批示、重大课题等作为关键指标来考量，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另外，将社会咨询和科学研究混为一谈，以获得领导批示作为重要目标，也会冲淡大学科研创新和培养有创新人才的使命感，无论是对个体的学者还是整体学术氛围，都是不利的。
第三，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利益捆绑以及重大项目评审专家组的构成存在问题。目前，我国很多教育科研评价指标体系的设定多征求相关领域国内权威专家的意见，而考虑到评价指标与后期教育资源划拨的关联性，这些专家往往会出于背后利益将有利于自身学校获取更多资源的指标、规则放进去，却没有以高学术标准为准绳。而到了评审环节，受邀专家多是教育部各种指委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知名大学退休老校长、老院长等，站在本位立场上为自己的单位争取资源或进行利益交换，而忽视基于学术自身的优胜劣汰，是学术评价体系内的常态。并且，这也使得一些项目申请人往往能通过各种渠道拿到评审专家名单，进行攻关。所以，一些学术评审已沦为利益交换的场所，这本身也是一种学术失范。
如何打破评价体的“束缚”？
与取得巨大成就的中国经济改革一样，教育也需要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首要的就是学术评价体系的国际接轨和进一步引入开放竞争机制。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建设起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
首先，建议在学科评估、项目评审中，学校或学科可以对致力打造世界一流和服务国家急需两类导向实行分类申报和分类评价。同时，明确将对学科发展本身的原创性贡献作为评价打造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和学科的根本性指标。
评定一流大学与学科，最关键的量化指标就是在公认的国际顶尖和一流期刊的论文发表及其引用率，这个相对客观的指标代表了一个大学的知识贡献水平，是国际学术共同体的重要评议依据。它能起到“导火索”的作用，触发几乎所有其他方面的变革和发展，如学科建设、一流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体制、科研管理体制等。指标导向的作用非常重要，如果现在对高校的评价指标是以在世界一流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为核心考核指标，我相信各个大学的激励反应肯定不一样，人才引进，评比体系、评价指标都会相应改变。
其次，建议对国家级项目和人才的评比与挑选，尽可能采用回避制度，避免利益冲突，加大海外评审专家比重，广泛邀请活跃在国际学科前沿的专家学者参与同行评议，促进学科发展，加快融入世界主流行列。
现有的学科评价体系中，国家项目和资深专家教授占了较大权重。对项目和人才的评比，建议参照“千人计划”、“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海外评审专家库的做法，在其他国家级支持项目中也加大力度、加快引入海外学者包括港台地区的学者参与同行评议和建设海外评审专家库，以消除国内过去因学派不同、观点差异、与被评审人的关系亲疏或者从本位利益出发交换选票等而产生的评审公正性的问题，形成基于国际先进学术标准的良性评价体系，学术研究同步走向国际前沿。
再次，建议破除行政主导，将行政配置资源（如行政拨款）与行政性主导评价和排名分开，加强基于学术共同体自治和社会评价体系的多元化教育科研评价体系，让学术市场和社会的独立评价体系参与进来，有利于促进学术评价的开放性、竞争性和客观性，并以此重新进行资源配置。
鉴于在目前的教育科研管理体制下，政府是出资方，学术共同体是受资方，由哪一方来主持评价可能都难以做到置身事外、公允持中，这就是为什么建议应该按照国际通常惯例进行评价，并基于此进行资源配置。长远而观，要打造世界一流大学及一流学科，行政主导的教育科研评价体系必然要让位于学术市场，让位于社会。因此，我们应该确立学术共同体在学术评价中的主体地位，建立公开、开放、吐故纳新的专家库，以此杜绝学术评审中的不端行为，为学术发展营造一个开放兼容的国际性氛围。
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千人计划”首批国家特聘专家，教育部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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