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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平衡之痛与中国出路 |
2013年5月以来，在内外环境的冲击下，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出现经济社会动荡。表面上看，这些事件的起因纷繁错杂、毫无关系，但实际上，这都是全球从“失衡”（imbalance）加速走向“再平衡”“（rebalance）引发的痛楚。
金融危机前十年，发达国家过度杠杆化、自由化，货币政策持续宽松，财政和国际收支维持双赤字，新兴市场享受了由此带来的外需和外资，形成了出口导向、投资主导、信贷驱动的畸形发展模式。过去五年，结构性调整虽然有所进展，但失衡实际上还在加剧。发达国家祭出超低利率和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使新兴市场延续资本流入，货币和信贷加速扩张，产能过剩进一步加剧。但进入2013年以来，随着发达国家的货币宽松接近极限，全球“再平衡”的痛苦正加速在新兴市场发作。
全球再平衡之痛
第一个痛苦来自贸易再平衡。从发达国家来看，作为主要的两个逆差经济体，欧盟和美国的逆差正在加速收窄。2005-2008年间，欧盟和美国每月的合计逆差在800亿美元左右，而近三个月这个数字平均仅为300亿美元左右。欧盟2-4月甚至史无前例的出现了连续3个月的贸易顺差。这不是偶然现象。一方面，发达国家降低负债率导致储蓄-投资缺口显著缩小，另一方面，各国内部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重新兴起，其中既包括反倾销税、反补贴税这样的显性保护主义（visible protectionism），又包括推动本币贬值这种隐性保护主义（invisible protectionism）。
在这种背景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出口放缓是必然趋势。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中国出口增速从上月的1%进一步滑落至-3.1%，创2010年以来的新低。如果剔除对东盟等新兴市场的出口，增长更为疲软。对欧盟、美国和日本的出口分别下降了8.3%、5.4%和5.1%。从整个新兴市场来看，出口形势也不容乐观。韩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出口自2013年以来都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下滑。
第二个痛苦来自资本再平衡。过去十多年，在发达国家宽松货币政策的外部推动（push）和新兴市场经济繁荣的内部拉动（pull）下，资本加速涌入新兴市场。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统计，流入新兴市场的私人部门资本从2000年的不到2000亿美元一路攀升至2012年的1.15万亿美元。但近几个月来，由于美联储退出QE预期升温，再加上新兴市场经济持续减速，国际资本正在加快从新兴市场回流发达市场的“再平衡”步伐。
根据EPFR的统计，进入6月以来，新兴市场股票型基金正在以2011年以来最快的速度流出，新兴市场债券型基金一年多来也首次出现单周资金流出的情况。中国对此感受更为明显，1-4月金融机构外汇占款平均新增3774亿元，而5月份却骤降至669亿元。
资本流动的再平衡直接引发了新兴市场资产价格的再平衡。从外汇市场来看，大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对美元显著贬值，其中南非、巴西等国货币5月以来的贬值幅度已超过5%。从股票市场来看，泰国、巴西等国股市已较前期高点下跌了15%以上，印尼、韩国、墨西哥等国家股市也显著下跌。从债券市场来看，新兴市场国债也遭到抛售，国债收益率结束之前的连续下行态势，显著回升。对中国来说，这种感受更为明显。EPFR的数据显示，在过去三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全球的基金经理们都选择从中国股市撤资，同期A股的跌幅接近20%。未来，无论美联储什么时候退出QE，全球流动性的紧缩已是写好的剧本。届时，全球资本配置和资产价格的再平衡将给新兴市场带来更多的痛苦。
第三个痛苦来自经济再平衡。全球的贸易和资本再平衡必然会导致全球经济基本面的再平衡。具体来说，发达国家体现出更强的内生增长动力，而新兴市场则在发达国家逆差修正和资本回流的过程中遭遇结构性减速。
从长周期来看，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速之差正在逐步缩小。根据IMF最新公布的数据，2012年，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之间的增速差已经从2011年的4.5大幅收窄至3.7个百分点，预计2014年这个差距将进一步缩小至3.3个百分点。
从短周期来看，近期全球PMI走势呈现出明显的发达国家向上、新兴市场向下的趋势。近几个月来，发达国家整体上已经从萎缩逐步重回扩张通道，近三个月的PMI平均值从47.1大幅攀升至50.8，而新兴市场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周期性复苏已接近尾声，PMI平均值已从2月的52.3连续降至6月的50.1，未来几个月可能会重回收缩通道。
第四个痛苦来自社会再平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永恒不变的逻辑。新兴市场的结构性减速正在使各国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新一轮“阿拉伯之春”正蠢蠢欲动，而且范围可能更加广泛、影响也更为深远。
近期，巴西因为抗议公交车涨价引发多个城市骚乱，土耳其因为抗议政府取消公园开发案爆发骚乱，南非从去年以来就一直饱受矿工骚乱之苦，埃及的穆尔西政府组建一年便宣告倒台，未来阿拉伯世界的动乱可能继续升级……一系列乱象已经为各国的决策者敲响了警钟。不管是巴西的公交车涨价，还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公园开发，都不是危机的根源。从根本上说，这一波动荡是经济连续放缓导致长期以来的社会和政治矛盾集中爆发的结果。
挑战与机遇并存
面对全球再平衡的大趋势，如果新兴市场继续走过去十年的老路，最终结果必将是出口和经济增长放缓、资产价格修正，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爆发新一波金融危机，社会和政治动荡也在所难免。而如果结构性改革能取得突破，供给面改善，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增强，新兴市场不仅可以摆脱再平衡的痛苦，甚至可能重现全球化黄金时期的辉煌。就中国来说，我们仍拥有相对有力的改革抓手：
第一个抓手是新型城镇化，借此可以解决需求不足问题，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斯蒂格利茨曾将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新技术革命称为21世纪影响人类的两件大事。按照官方统计的数字，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为52.6%，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左右的平均水平，而且显著低于金砖国家63%的平均水平。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数字统计的是常住人口，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没有城镇户籍，可能导致城镇化高估15个百分点左右。未来的新型城镇化若能真正坚持以人为本，为更多的人享受城市服务创造条件。
第二个抓手是新型市场化，借此可以解决供给低效问题，增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中国现在的经济减速已经不是简单的周期现象，而是长期性的结构减速，其根源是潜在增长中枢不断下移。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从需求面入手，更重要的是通过市场化改革更加有效的配置资源，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此，必须进一步减少政府的不合理干预，简政放权。正如里根所说，政府很多时候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第三个抓手是新型全球化，借此可以缓解外部风险，增强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是由外而内，而不是由内而外。这导致中国只能被动的适应全球化，而不是主动的让全球化更适合自己。金融危机之前，全球化正处于繁荣的黄金时期，中国的被动不是大问题，但未来，全球化已经进入一段充满挑战的黑铁时代。中国必须改变被动的韬光养晦策略，学会利用和改造国际规则，通过国际合作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这是由大国向强国转变的必经之路。就此来说，上海自贸区和中瑞自贸区建设都是十分积极的信号。
全球再平衡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只要牢牢抓住改革的抓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中国仍有可能在下一轮全球化中占据先机。
（注：中国民生证券 管清友 , 朱振鑫。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系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宏观经济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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