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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人呐！国民党发文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85周年 |
强烈要求龟缩在台湾苟延残喘的百年烂党“国民党”不准再用“中国”二字，我们丢不起那个人！
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四省、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驻军，借口以举行军事演习中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拒绝后炮轰宛平城……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还期待和平？
国民党捧出七七事变里的蒋中，正来提倡和平，简直弱智爆了！
……
之前的九一八事变，震动了整个中国。全民族纷纷要求抗战！事发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
但蒋介石并没有因此就下决心奋起抗日，相反，却在很长时间内对日步步退让，而且以“攘外必先安内”来严厉镇压那些要求坚决抗日的主张和行动。
那时，在国民党内部，是有不少爱国将领的，要求同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的呼声很高。比如，蒋介石最信任的将领陈诚在9月22日向他提出：“职等分属军人，责在卫国，愿率所部与倭寇决一死战，成败利钝，概不暇计。宁可致死于亡国之前，不愿偷生于国亡之后。”24日，他又电蒋，要求对日宣战：“我政府除明令对日宣战外，别无瓦全之道”,“不直接打倒帝国主义，而日事讨逆剿匪，乃舍本逐末”。但，蒋介石没有接受这种意见。
蒋介石为什么会这样？他的心思主要有两点：
第一，他看不到中国民众中蕴藏着的巨大抗日潜力，而且总害怕民众力量起来会威胁他们的统治。而离开民众的力量，面对经济实力和武器装备远较中国强大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自然会怀着很大的恐惧感，觉得根本无力同它相抗衡。因此，他一直希望日本的侵略能够适可而止，退让妥协能够换来日本的善罢甘休，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期待国际社会能对日本实施约束。很傻，很天真。
由于离开了民众的力量，他就处处觉得没有什么力量足以同日本侵略者相抗衡。历史事实证明：以后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取得最后胜利，是由于停止内耗、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后中华民族内部蕴藏的巨大潜力一步一步显示出来，这是任何侵略者永远无法战胜的。
链接：
如果没有美国对日宣战，中国能打赢抗日战争吗？（见第4楼）
第二，他对国内异己力量的疑忌太深了，很长时间内把消除这些异己力量看得比抵抗日本侵略者重要得多。
这异己，首先是中国共产党，这不需要多说。蒋介石日记中也一再写道：“若于倭赤二问题并论，则赤急于寇，决先灭赤而后灭倭，以对赤之主动尚在于我身，而且其患莫大也。”
除了共产党以外，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以及不听总裁号令的地方实力派，也是蒋介石十分疑忌的。1931年，蒋介石就是在宁粤分裂的情况下被迫第二次下野的。
对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山东的韩复榘、冀察的宋哲元等，蒋介石都很不放心。“桂逆阴谋愈急，诚不可以理喻也。”
总之，一个是对日本军事经济力量的恐惧，一个是对国内异己力量的深深疑忌，这便是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由来。
尽管前有九一八事变、后有七七卢沟桥事变，都给了蒋介石强烈的刺激，他在日记中对此表现出来的痛苦和愤怒，不能说是假的。但他拿不出任何对付日本侵略者的办法。
这就不难明白，尽管全国民愤沸腾，要求抗日，而蒋介石仍以主要力量进行内战，而对日本强占东北、觊觎华北，却采取了消极等待和一味退让的态度。
日本军国主义的终极目标是要灭亡中国，独霸东亚。对“田中奏折”虽然存在争议，但大多数人都承认，其中所说的，“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确是日本军国主义既定的国策，事实正是沿着这条路一步一步实施的。
《塘沽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只是在日记中记道：“昨日停战协定，在塘沽签字，事实上未有过，而文字实令人难堪。代表之无能，与前方之怯懦，不胜惭惶。然而彼既签字，则我不能不负责自任，勿使敬之（引者注：即何应钦）更加为难也。”
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这时的底线，是不能书面承认日本建立的伪满洲国和割让东北四省，其他条件都可以答应。
1934年和1935年初，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日本侵略者出于他们的需要，在侵华活动中做出一些缓和的姿态。尽管事件仍然层出不穷，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暂时停止下来，日本侵略军从山海关、古北口等长城要隘撤出，东北和关内之间实现通邮和通车，中日两国又互将驻对方使节从原来的公使升格为大使。在这种背景下，日方特意把“中日提携”和“经济合作”的调子高唱入云，扬言“今后欲打破中日间难关”。这一切，都是为他们下一步准备大举侵华施放的烟幕。
蒋介石却松了一口气，从这种状况中得出异常乐观的结论。1934年3月7日，他在南昌作《中国之外交政策》讲演时说：“日本侵略中国，乃坐于中国之不竞，纯粹由于吾人之不能自立自强。中国何日能统一安定，发愤为雄，予信不仅东北失地必能归还，而且日本以所处地位环境之孤危，及与中国民族血统之相近、历史文化之关切、更素念中国为王道文明之国家，必然乐于依附，随我而竞争于国际大舞台也。故日本之于中国，正所谓‘抚我则后，掠我则仇’，终非我最后最大的敌人也。”这样说来，中国遭受日本那样残暴的侵略，不能怪日本，倒只能怪自己不争气，只要中国能“自立自强”，连“东北失地”也“必能归还”。想想这时离七七卢沟桥事变只有3年了，蒋介石作出这样的判断实在令人吃惊。
同时，也就能理解大汉奸汪精卫曲线救国的逻辑和心理了。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34年12月20日会在《外交评论》上发表那篇由他口述、陈布雷执笔、以徐道邻署名的长篇文章《敌乎？友乎？》。文章的结尾写道：“总而言之，中日两国历史上、地理上、民族的关系上，无论哪一方面说起来，其关系在唇齿辅车以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究竟是相互为敌，以同归于绝灭呢？还是恢复友好，以共负时代的使命呢？这就要看两国、尤其日本国民与当局有没有直认事实、悬崖勒马的勇气，与廓清障蔽、谋及久远的和平。”这篇文章，许多报纸纷纷转载，日本不少报纸和杂志也加以转载，造成很大影响。
而对日本军国主义者说这些话，其实只能用“与虎谋皮”四个字来形容。
1935年5-6月间，日军借口两名亲日报人被暗杀和原在热河的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退入关内这两件事，再次进行武力威胁。5月29日和6月9日，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向何应钦先后提出罢免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把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撤出河北、禁止全国排日活动等要求。7月6日，何应钦复信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承诺”实施酒井隆提出的那些要求。日方把它称为“何梅协定”。接着，秦德纯和土肥原贤二又签订关于出让察哈尔权益的协定。
这时，蒋介石正在西南亲自指挥对中央红军的追堵和加强对川、云、贵等省的控制，日方却在华北如此加紧武力逼迫，这又让他受到很大刺激。他在5月30日和6月10日的日记中分别写道：“倭寇紧逼，只有以缓处之。”“为河北军队之撤换与党部之撤销，悲愤欲绝，实无力举笔覆电。妻乃下泪，彻夜未寐。”
蒋总统除了在日记中偶尔讲几句狠话，其实无计可施。
只有当日方逼得太狠了，才讲上几句狠话，而当日方作出一些和缓姿态时，他就如释重负，回到消极退让的旧路上去。这种不断退让，只能被对方视为软弱可欺，更加得寸进尺。
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却作出准备直接控制整个华北的重大决策，在侵华活动上又跨出了一大步。
为什么日本在此时表现出比签订《塘沽协定》时更大的野心、作出这样的重大决策？除了他们久已垂涎华北的经济和资源以外，有两个因素起着重要作用：
第一，伪满政权成立和热河沦陷后，经过一段时间，日方以为他们对中国东北四省的统治已初步巩固，可以腾出手来侵入中国关内地区。
第二，从国际局势来看，由于欧洲德意两个法西斯势力崛起和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抬头，英、美、法等都无暇他顾，在远东无底线对日妥协。这就解除了日本军国主义在1933年签订《塘沽协定》时还有的两点顾忌，认为已是扩大对华侵略的大好时机。
这以后，局势紧锣密鼓般发展，让人喘不过气来。
那时，中共中央已经到了陕北。由于国难深重，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吞并整个中国，成为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敌人，蒋介石对日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共产国际七大提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对中共中央也产生影响，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国共双方都有了相互接触的愿望。
但是，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蒋介石对中共的疑忌实在太深。在他看来，所谓“中共问题的解决”，其实就是要受他的收编，他后来说：“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须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这自然是办不到的。因此，他还想试一试用武力来消灭共产党，并且拒绝了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停止内战的请求，导致西安事变的发生。
西安事变，反映出蒋介石的内心其实存在着矛盾：日本对华侵略的形势发展到这个地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其实南京政府的生存也受到根本的威胁，抗日战争已是非打不可了；但如能先把共产党消灭掉，这对他更为理想。
西安事变的发生，完全出乎蒋介石意料，也对他带来极大的震慑作用。对他的影响至少有两点：
一是经过福建事变、两广事变，特别是这次又发生他没有想到而又采取如此激烈手段的西安事变，使他看到不但全国大多数民众强烈要求抗日，就是他的军队中也同样充满着这种几近忍无可忍的情绪。他对一个熟悉的美国记者说，“若任由日本占领华北而不作抵抗，他将失去中国的民心，亦会失去手下大多数将领的支持”。
二是事实也使他看到中共的军事力量虽然比较小，但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战争，确实是无法把它消灭。周恩来同蒋介石的面谈（这在蒋介石日记中只字不提，但同在西安的宋子文日记中却讲得很详细）也给他留下很深印象，使他多少感受到中共的诚意，和抗日的大是大非。这些因素使他终于下了决心。
这以后，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障碍和波折，但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新局面终于形成了。
历史就是在这样充满矛盾的运动中前进的。
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中华民族遭受了巨大灾难，现在龟缩在台湾苟延残喘，却还要打着“和平”的幌子搞一中一台、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搞台独分裂，亲美亲日。这是国民党作为百年烂党和反动派的原罪！
坚持“九二共识”才是国民党的优势！推动和平统一才是国民党的赎罪……
如何从哲学的高度看待俄乌战争的性质？
怎么看：谭雅玲说中国不要炫自己强大，世界格局还没有变！
俄乌战争对中国只有弊、没有利？清华教授阎学通的观点怎么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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