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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制造/转南方都市报 |
前段时间的玩具召回事件令“中国制造”再度成为美国各大媒体讨论焦点。在各种非议之声中，美国《大西洋月刊》推出题为“为何中国崛起对世界有利”的长篇报道，作者亲赴珠三角和深圳的工业制造基地，目睹了今日中国“最令人瞩目的一面”。他认为，至今为止，各方都从“中国制造”中得到了好处。美国在指责之前，应首
先学会感激已经获得的利益。如果美国不满意与中国的关系，那是美国自己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更不是在深圳的工厂里干活的工人的问题。
我在中国时，有一半时间是在工厂里度过的―――至少我自己觉得是这样。中国有上亿男女在这些工厂里辛勤劳动，生产出相机、衣服以及其他各种商品，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地。对我来说，这是今日中国最令人吃惊、最令人瞩目的一面，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对上海的摩天大楼、时速240英里的磁悬浮列车，对北京无处不在的工地、灰尘和忙碌，我不感到意外，任何关于现代中国的报道都会提到它们。但是，对于紧邻香港的珠江三角洲，这个世界级制造中心，我却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单单是广东一个省份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人数，就几乎超过整个美国。
有名的富士康生产基地（iPod中国主力代工厂）设在深圳市龙华工业园区，它在那儿占据的地盘有一个机场那么大。约24万人在它的生产线上工作，在它的集体宿舍中睡觉，在它的员工餐厅中吃饭。我听说富士康食堂的师傅每天要杀3000头猪，以满足员工需要。去年货船从香港和深圳的海港运走的标准金属集装箱超过4000万个―――全年不变，昼夜不停，平均每秒一个―――而这还不到中国总出口量的一半。从美国回来的集装箱里装的是什么呢？我猜是绿油油的美钞。
显然，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其他任何人而言，这些工厂都十分重要。也许有一天，中国可能会因其政治体制或战略野心在国际上引起注意（虽然现在这些事情也有些意义）。但是，今日决定其在世界中的地位的，是它在制造业上的成功。过去二十多年来，对中国有好处的大部分事情都直接或间接来自它的工厂：国家终于有了公款，用来修路、盖房、建学校―――特别是修路；大量农业人口获得有酬工作的机会，这意味着有可能逃脱农村的贫穷。美国人经常抱怨那些从中国作坊里吐出来的“便宜垃圾”，但在不是垃圾的东西上，他们正依赖着中国，而且其廉价对美国工业发展和家庭生活都十分重要。我们普遍相信，那些漂亮、先进的商品―――如电脑、音响、整面墙那么大的电视―――会一年比一年便宜，有人将之归功于摩尔定律，但事实上中国的工厂也贡献颇大。
而中国的威胁很多也来自其工厂。要避免它的污染相当困难，中国城市的空气比我想像的要差得多。而且，由于这种污染影响范围如此之广，影响到的人口如此之多，其危害比伦敦、曼彻斯特、匹兹堡当年大得多。中国工厂对石油、矿物和其他生产资料的需要也影响到其他国家。发达国家还担心中国匆忙出台的食物安全标准不够严谨，当然他们最紧张的是中国创造了数百万新的工厂工作机会，认为美国、加拿大、德国和日本的数百万人将因此失去工作。
从这些工厂的角度看，美国关于“中国机会”或“中国威胁”的讨论显然过于理论化和隔靴搔痒。说起中国工业的发展，美国人就像19世纪的欧洲人。那时，欧洲人认为美国的工业崛起仅仅是因为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大量涌入的移民和廉价劳工，还有对外国版权和专利的随意窃取―――特别是英国的书籍和发明。今天美国人走在中国大街上，看到盗版的美国电影、音乐、软件、书籍到处叫卖，愤愤不已。而在150年前，查尔斯。狄更斯走在年轻的美国街头，看到自己的小说被盗版并廉价出售，也气得七窍生烟。的确，这些都是美国发展的部分原因，但不是全部。同样，这些也不是现代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全部原因。
至今为止，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是成功的，双方都从中获益匪浅。自由贸易也许并不是永远都对各方有利，与中国的长期贸易可能会给美国带来危险。但是，基于我在中国看到的一切，我得出的结论与我来之前的看法相反：在考虑“修改”中国之前，美国人应首先学会感激已经获得的利益。而深圳就是说明这一切的最佳地点。
每次我到深圳福朋喜来登酒店去吃早餐，都觉得自己身处一部电影之中：餐厅好像是美国一艘航空母舰，吃饭的人像是聚在一起的军官，正在讨论下一步作战计划。
事实上，他们会讨论什么话题不言而喻。深圳紧邻香港，是中国的“新大陆”。里根时期，这个城市还根本不存在，只有一个罕为人知的小渔村。自从1980年夏末这里建立“经济特区”后，它的人口至少增长了一百倍。现在深圳具有“阳光工业带”城市的一切特点―――忙碌、粗糙、不做作、充满机会，和当年的曼彻斯特、底特律、芝加哥、洛杉矶一样。报纸上充斥着犯罪新闻，在人口密集的租住区，人行道上和墙上都是喷漆喷出的电话号码，号码的主人可能是妓女，更有可能是造假证的：健康证、毕业证、暂住证―――那些找工作的人需要这些东西。
而福朋喜来登酒店和深圳其他地方一样，永远人声嘈杂。当外国人到中国采购时，他们常常会来这里。
那些到上海的外国人通常是金融家、咨询师或者是律师，他们一般衣着笔挺，发型一丝不苟，到北京的往往是外交官、学者、基金会或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到深圳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则完全不同，他们来自世界各地―――美国、欧洲、日本，还有中国台湾，但成分却相对单纯：几乎全是设计师、工程师和过来与中国企业主会面的外国采购商。他们看上去比去上海和北京的同胞要壮实，一些人还穿着有公司标志的T恤或衬衫。
每天早上六点半餐厅开门时，他们就聚集到此，一边享用早餐（丰盛极了！我妻子说我在深圳呆那么长时间，主要就是为了这顿早餐），一边讨论当天行程。到上午九点，房间会突然寂静下来，因为人们都出去找他们的司机和车子去了，或是参观工厂，或是签署合同，忙碌的一天就此开始。我试着和很多人搭过话，结果发现自己是唯一没有采购任务的人。
几乎每天早上，一个男人都会坐在餐厅入口处同一张桌子旁。晚上很晚的时候，他又会坐在那张桌子旁吃晚餐。每次侍应看到他，都会立即端上一份简单的套餐―――主要是肉和土豆。“你每晚都吃这些？”我忍不住好奇地过去问他。“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吃饭，”他说。
他叫里亚姆。凯西，是个41岁的爱尔兰单身汉。过去两年来他一直住在福朋喜来登酒店的一个套房里，此前他还在深圳各处其他酒店里住过八年。于是我心里暗暗叫他“中国先生”。
凯西在中国的掘金生意做得很成功。他在这里开了一家全资公司，有800名员工（其中50位来自爱尔兰、美国及其他十来个国家，其余都是中国人），去年公司销售额达1.25亿美元。他通常会在福朋喜来登酒店订10到15个房间，接待过来和他谈生意的外国客户。
但凯西言语之间尽量保持低调。“当你以为你已经了解这里的一切时，那就危险了，”他说：“你在市场上看见一样新产品，就琢磨它是从哪来的―――结果你发现，就是你五年来每天开车经过的那家工厂造出来的！在这里你可能住了很长时间，仍然所知甚少。”但对我来说，他就是“中国先生”，因为他正处于人潮
汇集的中心，这些人将全世界的订单都带到中国。
凯西在爱尔兰港市科克郊外的一个农场长大，中学之后就没再接受过正式教育。他做过服装销售，开过商店，在贸易公司呆过一段时间。1996年，刚过完30岁生日的凯西去中国台北参加一个电子产品交易会。这是他第一次到亚洲，但立即发现“这里充满机会”。一年之内，他就到了深圳，创办了名为PCHChinaSolutions的公司。
这家公司是干什么的？简而言之就是外包采购，具体来说，就是在外国公司和能为他们生产产品的中国供应商之间牵线搭桥。凯西本人说他的使命是“帮助中国改革者平衡制造业供应链”，如果你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看看那股融入南中国的洪流就明白了。
其中一支洪流是来自中国乡村的年轻人。如果你看过《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可能会记得片子里那个山村姑娘。有一天这个年轻女孩突然离开了家乡，她爷爷说她要去城市“碰碰运气”，“希望开始新的生活。”而新的生活就在深圳。
这种故事正无数次地在中国上演，虽然没有那么戏剧性。正如片中所描述的那样，进入工业城镇的农村劳工多是年轻女性。她们要么像那位小裁缝，没有结婚生子就到了城市，要么把孩子留在家里由老人照顾。她们的工资一般在900元到1200元人民币之间，但比家乡的收入要高（那里一个农业家庭每年的现金收入大概是几千元人民币）。在工厂里，她们的薪水最低，但受到的管理最为严厉。欧美企业工作条件相对宽松，但这样的机会不多，因为大的欧美公司主要是从当地转包商那里采购。台湾人和大陆老板开办的工厂尤为艰苦，一般说来，工人每周工作六到七天，每班要上12个小时，中间有两次休息时间，用来吃饭。只要有机会停下工作―――有时装配线会因某种原因暂停运转，或者吃完饭还有少许空闲―――很多人会马上趴在面前的桌子上进入梦乡。由于回家要坐几天火车或汽车，他们常常一年才回一次家，就是春节―――中国新年期间。“这里的人工作很拼命，”一位美国管理人员告诉我：“他们年轻，动作快。没人会说：我得去接孩子。在这儿这种理由是胡说八道。”
在我去过的每个电子工厂里，装配线上的工人身旁都贴着一大堆东西：她的照片、名字、工号、中英文的工作纪律。经常还有一道显眼的标志，表明她的工作做得如何。在几个台湾人开的工厂里，我看见个人成绩指示表是一种孩子气的略图：一棵画着叶子的树。一天的工作之后，如果叶子是绿的，就表明工人达到了工作额，没有犯错。如果是红的，就会追查她所在的工作小组。一个月出现一片红叶子可以容忍，两片就是问题了。
虽然这种生活不太好过，但与重工业相比，还不算太危险。这里经常发生矿难。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发生校园枪击案致32人死亡的那一周，中国北方一家钢铁厂也发生了惨剧：32名工人因钢水包意外倾覆死亡。即便在中国的报纸上，这条新闻也比美国枪击案所占的篇幅小。当我在一个台湾电子工厂说工作条件太恶劣时，那个工头反问我：“你见过中国农民种田的情景吗？”
另外一支洪流是过来办厂的企业家，不少来自台湾地区。他们的企业规模较小，主要由家庭经营。在这方面，中国大陆的发展模式更接近于台湾地区，而非日本或韩国。亚洲国家的政府都喜欢使用税收政策、贸易规则、币值等经济工具来帮助实现工业产出最大化，但日本和韩国倾向于保护国有大型企业，如三菱、丰田、三星，而台湾的出口商则是成千上万的小公司，只有其中少数逐渐壮大。中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要大，但其出口加工公司都很小。即使是中国最大的出口企业富士康，在去年《财富》评出的全球500强企业中也仅位居第206位。外国人进入韩国和日本市场比较困难，因为他们常常要面对保护当地大企业的樊篱。但在中国问题恰恰相反：在一大堆彼此相似的小企业中间，外国人不知道从何开始，跟谁做生意好。
在我看来，深圳赛格电子市场是这种碎片化的绝好象征。这是一栋七层建筑，每一英寸都挤满了小货摊。“那些我在美国买不到的芯片，少见的盘式陶瓷电容器―――我只在梦中才见过它们，”麻省理工学院中美混血电子学博士安德里。黄看过这个市场之后，在他的博客中写道：“我的神经兴奋得直竖，我的脑袋嗡嗡作响。当我走到一个角落，看到那里从地面到天花板堆了差不多上亿个电阻器和电容器时，不禁抑制不住地呵呵傻笑。”他接着说，从电子市场“驱车向北”不到一个小时，就是数百家工厂，那里“能接受任何有关电子学的奇思异想，并按你的指令把它变成现实产品”。
涌向深圳的最后一支洪流，就是那些出现在福朋喜来登酒店的人：那些来自高薪国家的采购商。在他们看来，与其同成本低廉的中国制造业竞争，还不如享受它带来的好处。
几十年来我做过无数军事报道，但在采访中却很少碰到比深圳的采购商和供应商更加重视保密的人。他们什么都不愿透露：公司的名字、地点、产品编号，哪家西方公司从哪家中国供应商订购了哪种产品等等。
他们这么紧张有两个原因。首先，采购商们希望弱化他们品牌的外购特点。他们不想与亚洲的血汗工厂扯上关系，免得像耐克一样，因为在印尼的工厂遭遇公关危机。按中国的标准看，那些出口商的工厂制度只算是严苛，远远称不上“虐待”，但西方客户可能就无法接受。其次，要保证自己的“供应链”。对他们来说，在中国找到合适的工厂和原料供应商、实行合适的质量标准、建立合适的互信关系并不容易，已经解决这些问题的公司不想告诉敌手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供应链也有知识产权的，”凯西说：“让一家西方公司说出它的中国供应商，就好像让一名记者交出他的线人名单一样。”
出于这两个原因，采购商也会要求供应商保密。很多中国转包商都会向你暗示说他们是某个知名外国公司（如索尼和苹果）的供货商，那基本上是谎话。因为真正的供货商不能这样高调，如果他们不想失去采购商的信任和生意，就必须谨言慎行。
所以在此我也必须忍住，不写细节，请你自己去联想
。如果你知道下列行业中有哪些欧美大公司，也许他们的产品就来自我所说的那些工厂。这些行业包括：电脑―――包括台机、笔记本和服务器；电信设备―――从路由器到手机；音响―――包括任何与MP3相关的东西，家庭音响系统，大部分便携设备，以及耳机、听筒等；各种视频设备―――从照相机到便携式摄像机到录放设备；医疗设备；个人护理设备；运动器材；所有电子产品和配件―――以及你所能想到的任何东西。
那么，为什么外国公司会来找我们的“中国先生”呢？我问凯西，如果我在匹兹堡一家钢铁厂的某个部门工作，希望削减成本，他会提出怎样的建议？“我对此不感兴趣，”他说：“你这属于重工业，而且你可能已经实现了生产自动化，一个人按下按钮就可以完成生产过程。这跟你在中国雇人按按钮成本相差无几。”
那么他对什么感兴趣？是那些已经确立品牌，与零售商保持稳定关系，知道自己下一步将会推出什么产品，但希望在新产品的制造或装配这一环节节省时间和金钱的公司。他举了两个真实的例子：一是某公司在媒体上大肆宣传，声称要推出一种重要的新产品，但临近投产时却发现有重大设计问题必须要解决―――但没有一家美国工厂能按要求及时调整生产程序。
这时，中国工厂就派上了用场，他们可以更快地响应，不仅是因为工人一天工作12个小时，“在其他任何地方，你得必须进口不同的原材料和部件，”凯西告诉我：“但在这里，在一英里之内，你就可以找到9家不同的供应商，一个下午就可以拿出样品。人们总是认为中国产品胜在廉价，但事实上它胜在快捷。”而且，与富裕国家的同行相比，中国工厂使用更多人力。“人是最灵活、适应性最强的机器，”一位美国设计师告诉我：“机器必须重新调整程序，但人不一样，你可以让他们在下周做出完全不同的东西。”
另一个例子是：一位美国发明家有一项旨在节省家庭能源的“绿色”产品，但担心大公司也在做类似的研发，想抢时间迅速投放市场，又希望把零售价控制在100美元左右。“只有中国能做到这一点。”凯西一边把成品展示给我看，一边肯定地说。
在深圳和其他中国制造业基地，我听到很多类似的案例，从中看到了西方国家把中国视为制造中心的原因所在。
我参观了台湾Inventec公司的工厂，它主要生产电脑，然后贴上一个你所熟悉的品牌标签，销往全世界。每个美国人都听说过戴尔、索尼、康柏、惠普、联想-IBM的ThinkPad、苹果、NEC、Gateway、东芝，与此同时，可能没什么人听说过Quanta，Compal，Inventec，Wistron，Asustek.但事实上近90%的名牌电脑都是这五大公司设在中国大陆的工厂生产的。在其中一家工厂，我看到三个正在市场上打得头破血流的品牌的电脑从同一个生产线上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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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nventec公司设在上海附近的制造基地，我看到每天有无数裸露的电路板、电容器、芯片组运进来，每天有无数电脑运出去。一些高级部件进来时就已经组装好：比如从台湾或新加坡运来的磁盘驱动器，从韩国或者日本来的液晶屏，从中国其他地方来的键盘和电源等。
很多笔记本电脑是客户从网上订购的。因此，接近完工之时，每台电脑要根据买家的不同进行“加工”。我到访的那天，有一台手提电脑正准备“启程”去东京，到那里装配日本键盘，贴上有关的日本标志；紧挨着它的那一台会去美国。
在凯西的深圳公司，我观赏了他的员工为一家著名的美国电脑公司处理网上订单的全过程。那是黎明时分，也是“关键时分”（crunchtime），因为美国东部与深圳有12个小时的时差，美国客户下午下的订单总是夜深人静时来到中国。当我在一边看着的时候，一名来自伊利诺斯州巴拉丁的客户，可能是从办公室的电脑上，点击了这个美国公司的网页，订购两个价值25美元的附件。几秒种之后，这个订单出现在距他7800英里的深圳的一台电脑屏幕上。它自动打印出一个附有地址表和产品条形码的订单，一个年轻女工把地址单贴在一个棕色的纸板箱上，把包装纸放在箱子里。
箱子顺着一条传送带“走”到另一位女工面前停下，她负责“捡料”。在她面前有一个柜子，里面一格一格装着客户可能订购的每一种部件，新订单上所要部件所在的那一格会自动亮灯。她从里面把需要的东西拿出来，放进箱子里。然后箱子接受称重、扫描，当箱子封好之后，另一名年轻工人再把它放到运输货盘上。
到夜班工人准备下班时―――即中国的早上八点，巴拉丁的下午七点，美国东岸时间下午八点―――从美国那边过来的订单越来越少，渐渐停止。早上9点，快递公司的人就会赶到，飞快地把包装好的货品送到香港机场。联邦快递飞往安克雷奇（美国阿拉斯加州南部港市）的航班将于下午6点起飞。一旦抵达，这个公司的产品将和其他中国出口产品会合到一起，根据其要到达的目的地重新分类。在巴拉丁那位客户点击“现在就购买！”48个小时后，他要的货物抵达他家门前。他看到的寄信人地址是那个著名公司位于美国的一间仓库，但如果他再仔细看看箱子底部，就会发现到一个小小的标签，上面注明“MadeinChina（中国制造）”。
而在这边，早上八点，夜班的年轻女工们刚从装配线旁站起来，摘掉帽子和发网，抖出她们的黑发。她们鱼贯从工作间门口的金属探测器旁走过，下楼，去停车棚取自行车。她们穿着红色的公司夹克，这是统一的公司制服；不统一的那部分看上去也十分相似，多数是紧绷绷的低腰蓝色牛仔裤，上面装饰着绣花或者小金属片。她们之中多数人会骑车回宿舍去睡觉，一些人则推着自行车边走边聊，晚上她们将再度回到这里。与此同时，穿着红色上衣、蓝色牛仔裤的白班年轻女工们正成群地出现在路上，涌进自行车棚和车间。
我们怎么解读这一切？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告诉我一个以前从未想到的答案：至今为止，中国和美国的贸易交流对大多数参与者都是有好处的。
工厂的兴旺发达对中国是否有好处？当然。没错，如果不加控制，它将引发环保灾难，会把中国和世界都污染得无法居住。中国政府现在推行的五年计划的中
心议题是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和谐的社会”，中国各级官员一有机会就会说这句话，频率之高，可与布什宣扬“全球反恐战争”的热情媲美。在中国，这句话被理解为要努力缩小收入差距、解决贫富分化问题，但也有人认为它包含了环境保护的意思。
另外，没错，在中国制造业繁荣发展的过程中，很多工人生存状况十分艰难，有的工厂还出现了“累死人”的事情。一些西方人可能觉得，在中国，即便是正常的工作条件都形同“奴役”：每个月收入才100美元，在工厂之外没有娱乐生活，每次上班时间那么漫长，使得下班后除了在拥挤不堪的宿舍睡觉就没空再干点别的事了。而且，那些没有受“奴役”的工人也可能很孤独和迷茫，这将对其社会肌理造成破坏。但英国和美国建设吵闹的工业城市、我们伟大的工业中产阶级崛起时，也发生过同样的故事。对中国来说，现在这个阶段绝对不是过去50年中最糟糕、最动荡的阶段。至少这次工业剧变不像1950年代的大跃进和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它至少对个人和整个国家都有某些好处。
中国政府的发言人在谈到他们的经济时，常常会提到一个观点。由于他们说的频率过高，西方的听众总是很不耐烦，听不进去。他们说：“不管如何，我们起码让几亿人吃饱了饭，摆脱了赤贫状况。”这是真的，而且十分重要，出口加工业的迅猛发展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搬到中国对美国公司来说有好处吗？答案似乎也是肯定的―――如果没有好处，他们为什么要来这儿？很多公司提到海外采购时有一股酸楚的味道，我听很多美国经理人抱怨行为不端的中国合作伙伴，抱怨他们窃取知识产权，伪造名牌产品，抱怨在中国生活不便，以及其他种种困难。但他们也谈到另外一些更有趣的事情，充分解释了他们为什么愿意克服这种种困难到中国来，它涉及到一种被称为“微笑曲线”的东西。
这条U形曲线因为类似1970年代发明的那个微笑图标而得名，它显示了一件产品从构思到售后每一阶段的赢利性或附加值，以高附加值的品牌和产品设计开始，到产品制造这个阶段利润下降，在零售和售后服务阶段赢利又再度上扬。显然，中国工厂处于“微笑曲线”的谷底，即产品制造和部件供应这个中间环节，美国公司占据了赢利最为丰厚的曲线两头。
我在参观每个工厂时，都会询问管理人员，产品的最终价格由谁来决定，他们回答说：品牌的知名度是最重要的变量。如果一件产品本身还可以，其品牌又有足够的吸引力，那么它就可以定一个高得离谱的价格，利润高达50%.
在一家现代化的工厂里，我看到一种安装微软操作系统的普通笔记本电脑，它在美国的售价大概是1000美元，零售商大概从中挣到50美元。那么其他赚到的钱都到哪儿了？那家工厂的经理估计，微软和英特尔总共分得大约300美元，显示屏、磁盘储存器和其他电子配件生产商每家可能拿到150美元，键盘制造商拿到15或20美元；联邦快递或者UPS等物流商拿到的更少。当所有这些被扣除后，大概还剩下有30到40美元―――这就是中国的工厂主以及在流水线上辛劳的年轻女工们的全部所得。
再举一个例子：一个西方知名品牌的音响设备便携包，零售价格30美元左右，该公司给中国生产商开出的价格是每个6美元，其中一半，即3美元，用来采购原料。也就是说，这家知名的大公司从中赚到24美元，而中国工厂主和他雇用的女工拿到3美元。
我还在一家工厂看到他们生产的高端网线，在美国它以三种不同的包装（配有同样的说明书）销售：作为一种高端专业设备在专业市场销售，价格是29.95美元；作为大路货在一家全国性办公用品超市销售，价格为19.95美元；以杂牌货面目在eBay上出售，价格为15.95美元，而深圳那家制造它们的工厂每个大概赚2美元。
一言以蔽之，中国工人每年挣1000美元，却能帮助美国的设计师、经销商、工程师以及零售商每周挣到1000美元，甚至更多。另外，他们还帮助美国公司的股东们获得收益。
中国工厂还在另一个领域帮助美国公司得利。在“中国时代”到来前，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主要对手。虽然有些美国人将日本经济看成某种笑话，因为东京证券交易市场在近二十年内一直萎靡不振。但不管怎样，日本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丰田公司更超越通用，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制造商，日本电子产品和其他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出口量一直在增长。
到19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加剧的时候，日本已经是一个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其大型企业常与美国著名公司展开白刃战：富士通与IBM，东芝与英特尔，富士与柯达，索尼与摩托罗拉，如果我愿意，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得很长。总之，日本公司的收益常常直接意味着美国公司的损失。
而现在，中国的情况非常不同。它的公司多如牛毛，但都很小。联想和青岛啤酒是其国际上获得承认的两个品牌，但联想有名主要是因为它从IBM手里购买了ThinkPad品牌，青岛啤酒的四分之一属于美国Anheuser-Busch.中国出口商更善于为西方公司服务，而不是与之竞争，就像富士康一直为苹果所做的那样。虽然中国政府明显想加强本土品牌的力量，但是其“工业战略”总是以全局性政策的面貌出现，正是这些政策把西方公司引到了深圳。
中国在搞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但奇怪的是，它比日本的经济还要开放。日本在战后增长的最初四十年里，对外国投资主要采取闭关政策。中国的做法恰恰相反，因为其工业是在WTO时代发展起来的。于2001年加入这一组织后，根据相关规定，工业上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中国被迫向外国投资开放，其出口加工业是在外国公司的引领下兴旺起来的。中国有侵权行为，有隐藏的贸易壁垒，还有其他障碍，但总体来说，与日本相比，它对外国经济和公司更有利，伤害也没有那么大。
1980年代末，日本经济繁荣时期，我在那里居住，曾经撰文说这个国家的某些行为很难用经济理论解释。有时一个社会会追逐经济学家眼中“非理性”的目标，比如日本热衷于生产各种高科技的消费品，美国热衷于建设州际高速公路，把人送上太空。当然，双方都有潜在的“理性”意图：也许有一天这些设施和技术可以用于军事领域。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故意促进高科技和高价值工业发展，结果就会使得整体工业结构失衡，整体薪水水平偏高。在经济学上来说，这就是“不理性的配置”。
相形之下，中国及其工厂的表现显然更符合“理性”经济理论。至今为止，在福朋喜来登酒店发生的那些交易对各方都很有好处：中国农村家庭找到了新的生存机会，美国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美国的投资者有了更好的回报。
当然，这也有并发症。首先就是在全世界引起的社会效应，使用中国的语言，我们可以说是令“社会矛盾激化”。全球贸易引发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原则上说，金钱、产品和理念的进入门槛越低，人们住在哪里就越不重要。但是因为大多数人都不能自由地从一个国家搬到另外一个国家，所以归根到底，住在哪里还是很重要的。在一个充分全球化的世界，人们总体来说会更富裕，但是每个国家内部都有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些人会越来越富，因为他们将产品卖给更广阔的市场；一部分人却会越来越穷，因为他们面临更廉价的劳动力市场的竞争。
更深入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政府和企业都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微笑曲线”对他们是多么不利。是的，一年收入1000美元的工作总比没有工作好。但如果收入能够更高，能向“微笑曲线”的两头迈进，当然更好。如果美国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它会竭尽所能，将更多高技术含量、高收入的工作引入国境线内，中国当然
也会这样做。你走到任何地方都能看见这种动向。简单举几个例子：在遥远的中国北部，英特尔刚刚同意建立一个规模很大的芯片生产工厂，提供高端的工程和设计工作，而不只是招聘那些坐在流水线前的女工。在北京，微软和Google都开了研发中心，而不只是设一个为当地市场服务的办事处。在深圳，凯西的公司正在着手筹建工业设计中心，新产品将在这里设计，而不只是拼装成型。上海附近的一个工业区最近正在重新规划，当地政府把那些工厂赶到10英里外，它们原来的厂房将变成白领们工作的技术和设计中心。
目前我在深圳工厂里看到的年轻姑娘们干的那些活其实不是从美国手中抢过来的，因为在美国，这种装配线上的工作都由机器来完成。但中国的目标是，往利润更高的地方进发，美国人将来有担心的了。
很多人对我说，中国工业攀爬之路还很漫长，因为他们要相当长时间才能把设计、管理和品牌水平提升到世界标准。“想想看，全球性的大公司里面到处都是印度来的首席执行官和经理人，但很少中国人。”Mc-Kinsey亚太区主席DominicBarton对我说。他说，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经理人缺乏语言优势和在外国工作的经验。加州著名设计公司亚太区常务董事AndySwitky对我说，中国在质检方面常常是“得过且过”，这使得他们很难走出地方性的低端市场。“即使是现在的中国，大部分人仍然没有iPod或笔记本电脑。”一个台湾音响生产商工厂主告诉我。“所以，对他们来说，不要说进行技术改进，光是区别技术的好坏都并非易事。”这些因素，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许会拖慢中国发展的步伐，但这正是美国人微薄的希望所在。
从长期来看，美国人经常讨论的那些用来对付中国的手段都不怎么高明。没错，与美元相比，人民币的价值被低估了；没错，这使得中国的出口商品比本来该有的价格便宜。没错，人民币应该升值―――而且它早晚会升的。但这些想法都不能使深圳的工作回到俄亥俄，最多也只是让美国的出口商品―――从汽车、医疗设备、葡萄酒到软件―――多一点吸引力。这算是一种胜利，但如果中国不快速让人民币升值，还实行报复性关税，这种成就也就没有那么值得夸耀。同时，美元对人民币贬值越快，中国当局就会越快把资产从美元转向别的更强的货币。
今年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蜡光纸征收了反倾销税。这是一种用来印杂志和目录的纸张，从2004年到2006年，中国对美国的蜡光纸出口量上升了十倍。美国政府说，为了抵消中国制造业所得到的各种出口补贴（通过低息贷款、税收减免和其他形式的优惠），这种反倾销税是必需的。美国的官员、学者和贸易团体列出一份清单，指出中国实际上存在的各种补贴将中国商品的价格削减了25%、40%甚至更多；而中国，就像欧洲、澳大利亚和其他地区一样，迅速反驳说，美国也对其大量产品进行补贴，尤其是来自大型农场的出口商品。
显然，这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想想那些零售价为29.95美元的以太网连接器，其成本只有2美元，将所有可以想到的补贴取消，可能将生产成本推高到3美元，或者，就假设成本高达4美元。这将极大地影响到那些在中国开展外购业务的企业进行决策，它们会提高零售价格吗？它们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利润吗？或者，它们会转而到越南建厂？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不会使任何一家企业将其生产制造业务再收回到美国本土。
在中国的大型道路建设工程和土地开发政策方面，政府的政策和偏爱可能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对于这股外购业务热潮来说，这似乎只是次要的因素。当我问凯西，如果我想进一步了解深圳当地政府官员是如何同外国公司紧密合作的，那么我应该采访哪些官员的时候，他直接回答说不知道，因为他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人。
有些美国人总是抱怨人民币，抱怨中国的出口补贴以及中国其他的做法，这样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认为，要解决中美贸易关系的长期紧张局面，必须由中国方面做出改变。从我在深圳的所见所闻来看，这样的看法实在太天真了。看到美国正在被全球各种经济力量所左右，我们感觉到有些不舒服？不平等？我们觉得自己的权力被削弱了？觉得自己的机会被压制了？很多人都担心当今美国社会的借贷、消费、自我陶醉、过度消耗基础设施等苗头和趋势会令美国今后很难再保持领先地位，考虑到中国的发展，他们就更加担心。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些苗头和趋势本身，以及它们背后所隐藏的美国人的自我抉择，确实是美国人要面对的事情。但是，美国想要通过挑剔、威胁或怂恿来阻挠中国追求自己的经济抱负，实际上只是自欺欺人。如果一个国家不喜欢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模式，它就必须修改自己的政策，而不是指望整个世界为它做出改变。迄今为止，中国就是这样做的，这不仅给自身带来了利益，同时也惠及美国。如果美国不满意与中国的双边关系，那就是美国自己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也不是在深圳的工厂里干活的工人的问题。
不同的角度,得出的结果就是不一样.虽然他的说法看上去是对我们的国家有利,但这个利也是角度的利,并不是实际的,实际的利益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奋斗,去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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