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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神钢丰田日产造假事件”凸显“供应链国家战略”的重要性 |
在供应链管理界，有句名言广为传播：“21世纪的竞争不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和供应链之间的竞争”。这句由知名供应链管理专家马丁-克里斯多弗在1992年提出的论断，如今早已成为现实。
然而，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看待这句话时，还应当在“竞争”后面加上“合作”二字。供应链不仅仅是竞争，也是合作。时至今日，这种基于“连接”的“竞争和合作”已经突破了企业的四壁围墙，上升至了行业、地区乃至国家战略的高度。
从智能制造，到智慧物流，从信息技术到科技金融，供应链的发展关乎到国家的经济，关乎到国民的就业，关乎到社会的发展，甚至关乎到国家的安全，无怪乎美国在2012年发布了《全球供应链国家安全战略》，而中国也在前不久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足见供应链对于一国的重要性！
然而，就在各国纷纷将供应链列入国家战略之际，老牌供应链强国日本却在近几年来问题频出。伴随着2009年的“丰田召回门”事件，2016年的“三菱燃油数据造假”、“高田问题气囊”事件，以及最近爆出的“神户制钢所造假案”、“日产汽车伪造质检报告”等事件，作为“高质量”代名词的“日本制造”似乎正在走下神坛，而以诚信著称的“日本文化”也在不断受到世人的挑战。
面对如此大规模地造假事件，人们不禁要问：日本到底怎么了？
要想搞清楚问题的根源，我们不妨从产业竞争、文化因素、国家战略几个层面来进行剖析。
产业竞争挑战“金字招牌”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会发现“日本制造”的金字招牌大体是在二战之后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间的这个时期形成的，这也是日本对全球供应链管理理念贡献最大的一个时期。
在这个时期里，丰田汽车创新性地提出了“精益生产”、“准时供应JIT”、“零库存”等概念，7-Eleven形成了“供需深度协同”的制造型零售模式，宅急便推出了基于“包裹的密度”的精益物流理论……而松下、索尼等企业也在这个时期不断开疆拓土，他们在向全球销售货物的同时，也在销售着他们独特的供应链管理理念。
可以说，那是一个大师云集的时代，是日本在战后反思自己、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时代，也铸就了日本经济史上的辉煌。
然而，伴随着八十年代广场协议的签订，在欧美联手打压之下，日本经济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停滞期。而与此同时，其它国家却在日本管理模式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复制、升级和创新，尤其是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发展，日本制造的相对竞争实力逐步减弱。
如今，“日本制造”的整体竞争力早已跌落了前三名的位置，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美国、和德国，而日本的身后则是韩国、英国、印度、墨西哥等众多实力强劲的对手的追击。（数据来源：德勤）
内外交困，日本显然是坐不住了！
一方面，经济的长期低靡、失业率的居高不下，日本政坛急切希望改变局面，但所谓的安倍经济学除了使用货币贬值、打贸易战等下策，似乎没有找到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
而另一方面，受制于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影响，日本供应链的创新也略显疲态。最近的二十年，日本几乎没有再推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的供应链管理模式，许多企业都在吃着品牌的老本。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制造业普遍的心态是煎熬和焦虑，他们害怕被竞争对手超越，害怕丢了“日本制造”的金字招牌。然而，所谓攻城容易守城难，面对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自然资源的总体匮乏、劳动力成本的激增、供应链创新的乏力，知名企业纷纷濒临破产的边缘，那些抱着侥幸心理的人就开始蠢蠢欲动尝试造假了。更为可悲的是，日本所崇尚的“耻感文化”却在某种程度上支撑了这些造假行为。
“耻感文化”推波助澜
笔者曾经在过往文章中提到过鲁斯·本尼迪克所著的《菊与刀》，虽然这本书写于上个世纪中期，书中所描述的时代背景已经远去数十年，但是扎根在一个民族内部的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却至今没有太大的改变。在这本书中，鲁斯·本尼迪克提到了日本的“耻感文化”。
日本人并没有“死后获得报偿或惩罚”的概念，也没有天堂和地狱的概念。当一个人做了坏事，只要他的坏行为没有被“公布于众”，他就无须烦恼。他们为好运气而祈祷，而不是为赎罪而祈祷。在日本人的生活中，耻感的首要意义是任何人都非常关注公众对他的行为的评价。他只需要推测别人的判断是什么，他要做的就是按照别人的判断所指引的方向走，按照统一的规则做游戏。
与日本“耻感文化”相对应的是西方的“罪感文化”。西方罪感文化的来源从根本上说是基督教之“原罪说”。罪感具有普遍性。由于原罪是自亚当和夏娃以来就存在的，因此它具有普遍性，无论个体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样貌怎样，个体身上的罪是相通的。一个人即使在没有人知道他的错误行为之时，也会受到罪恶感的折磨，而他的罪恶感在忏悔的同时才能得以解脱。
事实上，这种以“欺骗并不可耻，被发现了才可耻”为基础的“耻感文化”在许多历史事件中都有体现：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借口的“士兵失踪”；偷袭珍珠港，日本迟交的“开战书”；战后日本篡改历史，抹去“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就连首相安倍晋三，也在前不久的“森友学园”丑闻上含糊其辞；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安倍晋三还曾经在此次造假风波的“领衔主演”——日本神户钢铁公司里任过职。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在“耻感文化”的推波助澜之下，这种造假的风气在日本政界、企业界逐渐地蔓延开来，为了维护所谓的“荣誉感”，大家对造假之风视而不见，甚至联手欺瞒。最近爆出的种种造假丑闻，往往都是长达十年八年的群体造假事件。然而，纸是终究包不住火的，谎言总有被戳破的那一天。
当然，我们也不能就此否定“耻感文化”，而褒奖“罪感文化”。文化不分好坏，它的价值取决于特定的时期和情境。例如，“耻感文化”强调的是社会准则，注重的是社会对个人的评价，因此当社会风气好的时候，“耻感文化”能引领国民走上富强之路，反之则不然。“罪感文化”强调的是个人实现，注重的是自我奋斗，但是却忽略了对他人的关心和帮助，因此往往会因为群体意见的不一致而损失效率、丢失公平。
很遗憾的是，这次群体造假事件背后所深藏的是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加上日本“耻感文化”的推波助澜，以及当局者的视而不见，水落石出之时不免让人唏嘘。
日本的“供应链国家战略”过于狭隘
纵观日本近年来的国家政策，许多都与供应链的发展理念背道而驰。供应链强调的是连接，通过发挥自身的优势积极参与到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去。前不久中国国务院发布的《意见》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个精神：
推进供应链全球布局，加强与伙伴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合作共赢，有利于我国企业更深更广融入全球供给体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落地，打造全球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如果说美国的国家供应链战略是站在“全球安全”的角度来试图维护其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日本的国家供应链战略则是站在“区域竞争”的角度来试图保住其昔日的辉煌。
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的国家策略将其定位为“威胁”而非“机会”，采取了“舍近求远，疏中亲美”的策略，摒弃“合作”而过分强调“竞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全球化的背道而驰，也是对全球乃至区域供应链发展的伤害。
面对经济发展的颓势，外交政策的偏颇，日本从政坛到民间，为了保住竞争优势，为了保住“颜面”而不惜造假，却在不经意之中丢失了日本战后三十年内苦心经营、励精图治所打造的“日本制造”的根本——产品品质。
因此，毫不夸张地说，集中爆发的造假事件的背后是日本国家供应链战略的失败，也是日本在国际供应链舞台上的重大失败！
引用帕拉格·康纳在《超级版图》中的句子作为总结：
全球供应链体系现在已经替代国家成为全球化文明的基石。无论哪个国家都无法单凭自身力量来创建这套体系，也不具备将其关闭的最终权威。相反，各国之间只能在21世纪开展“供应链大战”。大战的目的不在于征服，而是要与世界上最重要的原材料、高科技和新兴市场建立起物理和经济上的联系。在丰富多元的事件中，各国都应当顺势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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