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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里说屈原,一个抑郁官员自杀的样本 |
屈原自杀,一个抑郁官员的样本
(文/海涛评论)
端午三天小长假,据说是屈原先生“以死”送给我们的。所以,每到端午,就有人提及屈原。
不过,我对屈原的死被包装成“以死殉国”,一直是困惑的,甚至是怀疑的。
屈原坠江自杀的故事,出自《史记》。司马迁把这个故事讲得太过简单,只是用不到2000字讲述了屈原老先生的生平。
屈原的生平大致是这样的:他身为楚国贵族,才华出众,受楚怀王重用,遭同僚妒忌。在谗言蛊惑之下,老板不再信任和重用他,甚至将他贬到了边远的基层。于是,朝政日非、外交失利、战略失策,国家危机。大环境的日益恶化,加上个人遭到排挤,屈原终于在流放地汨罗江自杀而亡。
反复读这个故事,我觉得用今天的眼光看,可以把屈原看成是一个官场失意的抑郁症患者。他的自杀,直接原因不是忧国忧民,而是在权力斗争失败之后,个人意志消沉,从而抑郁。对于重度抑郁症患者而言,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医治,死,就是解脱。屈原的跳江,更多是为了自我解脱。
屈原有自己的内政外交主张,他的同僚另有政治主张。这是自然而然的。主席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既然拥有相同政治纲领的党内“同志”都会有不同的派别,那么楚怀王的时代,臣子之间更不可能“统一思想”。
总之,屈原得意过,但最终失意了。
在司马迁那里,楚国的朝政日趋不堪,与秦国的外交和战争练练失利,被认为是屈原的主张未被采用造成的,这显然是无法证实的——这是以结果推倒原因,逻辑上是有问题的。
《史记》里说,屈原被贬后,齐怀王听信秦国使者张仪的蛊惑,秦国会割让六百里的土地。结果,后来秦国说从没说割让六百里,只说过割让六里。楚王大怒,兴师问罪出兵伐秦,秦国反击,大破楚军,斩首8万,多得楚国的汉中之地。
司马迁的潜台词是,如果没有屈原的被贬,楚国就不会有如此打败。可是,历史不可假设,即便屈原不被贬,即便他的政治主张完全被采纳,谁能保证楚国就不战败失地呢?因为楚国的失败与否,不仅与楚国的政策是否正确有关,还与秦国的战略和政策是否更正确有关。
楚国的战败,应该是加剧了屈原的郁闷。但屈原的郁闷,根源还是还是权力斗争失败。国家的失败,不过是强化他的个人的失败感,强化了他的理想的幻灭感。
透过现象看本质,屈原的悲剧,不过是他无法坦然地面对现实世界,导致了内心的极大痛苦,从而抑郁。试想,如果他甘于官场失败,认识到自己不过是帝王的奴仆,大约就不会那么郁闷了。遗憾的是,在中国的文化里,如果他这样想,就会显得既不忠君也不爱国,就不高洁了。可以说,司马迁正是通过《屈原列传》也为后世之人奠基了“忠君爱国”这一思想。
殊不知,这一思想,后来很多时候成了权力斗争的外衣。帝王虐我千百遍,我待帝王如初恋,“奸臣”为了自己的利益忠君爱国,“忠臣”为了自己的理想忠君爱国。而事实上,大多数时候,忠臣的理想并不比奸臣的利益靠谱。
岳飞“直捣黄龙”迎回徽钦二帝的理想,有多少意义呢?进一步而言,南宋赵家的王朝持续更长的时间有多少意义呢?难道赵家不比岳飞更关心自己的天下吗?赵构用秦桧冤杀岳飞一家,说明在帝王时代,当一个“忠臣”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在帝王眼里,没有忠臣奸臣,只有被驱使的奴仆和狗。一旦明白这一点,就很容易郁闷甚至抑郁。
韩世忠后来就明白了。
岳飞被杀之后,他的好朋友韩世忠就因为明白而“抑郁”了。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韩世忠,在岳飞死后辞官不做,闭门不出,借酒浇愁,郁郁而终。
在赵构看来,秦桧与岳飞没有忠奸之分只有路线之分。路线之分的现实呈现,不就是权力斗争么?
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多的权力斗争呢?因为帝王的时代,权力过于集中。
权力越集中,对权力的争夺就必然越血腥。帝王时代的权力斗争,必然是极为惨烈的。父杀子,子弑父,兄弟相残,这样的故事在宫廷里史不绝书。骨肉至亲尚且如此,同僚之间,有些你死我活、互相斩草除根的明争暗斗,再正常不过。
帝王时代,内政外交、生杀大权集于帝王一人之身。围绕在他身边的人,或者说有资格围绕在他身边的人,都在从事“极高风险、极高收益”的工作。伴君如伴虎嘛。
伴虎者总是面对两种极端未来:受帝王宠信,从而得高收益;被帝王嫌弃,万劫不复。这两种未来,都容易让人惶惶不可终日,消解这种焦虑的办法,就是权力斗争,于是,明争暗斗互相倾轧在所难免,想出淤泥而不染绝无可能。
世道如此,事到如今,端午快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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