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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场协议”背上了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黑锅 |
时下，人民币升值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加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巨大压力，逼迫人民币升值。但也有许多专家认为，人民币并未低估，美国等此举是想复制当年“广场协议”的阴谋。唇枪舌剑中，“广场协议”这一历史事件不断被拿来说事。
1985年，自“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迎来大幅升值，随着购买力的增强，一向以高储蓄率和节俭出名的日本人，开始在东京银座排着队买LV包。大学毕业生来公司上班的第一天，老板会拿出10万日元说：“今天不用上班了，你先拿钱去银座买衣服吧。”这与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10年”，股市、房市暴跌，银行、企业倒闭，可谓天壤之别。
美国的阴谋还是日本的阴谋？
“广场协议”签订五六年后，日本经济走向泡沫化，并因泡沫破灭而在整个90年代徘徊不前。因此不少人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及其欧洲盟友针对日本的一场“阴谋”。然而，日本签署“广场协议”非但不是美国逼迫的结果，反而是日本主动提出的。
二战结束后，美国为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积极扶持日本的经济发展。从1953年到1979年，日本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10.9%，同期美国为4%。至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对外净资产达1298亿美元，当年美国对外净债务超过1000亿美元，反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这也正式结束了美国长达70年债权国的辉煌历史。
同时，美国政府面临着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双重压力。1984年，美国对外贸易赤字便已高达1224亿美元，其中对日本的贸易逆差约占40%。为此，美国许多制造业大企业、国会议员等相关利益集团强烈要求政府干预外汇市场，促使日元升值，以打击日本，挽救日益萧条的美国经济。
1985年春，日本大藏省（财政部）高官大田友光与美国财长助理大卫·穆尔福德，就美元贬值、日元升值的策略进行会谈。6月，日本大藏大臣（财长）竹下登在与大田友光商谈了美日协调干预汇率的可能性后，于当月与美国财长詹姆斯·贝克就此问题进行了磋商，双方决定由穆尔福德与大田友光先制定一个日美双边方案，然后再将其扩展到欧洲国家。不过，在正式谈判之前，日美间的商谈都秘密进行。
不难看出，“广场协议”的最终签署，日本实为有意为之。上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日本已开始在世界寻求政治大国的地位。主动策划“广场协议”，正是日本自认对世界整体经济发展负责的政治表现。1995年，日本《经济学人》杂志曾披露了一个细节，在“广场协议”发表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提问：“日本为什么会容忍日元升值？”日本大藏大臣竹下登的回答是：“因为我的名字叫‘登’啊”，而“登”与“升”在日语中发音相同。
更有论者推断，“广场协议”其实是日本人的经济阴谋。“广场协议”后，日元在不到6年的时间内升值了4倍，这意味着日本国力膨胀了4倍，其人均收入增加了近4倍。日本人利用日元高币值的优势，大量购买美国企业、帝国大厦、夏威夷的不动产，由此掀起了海外投资、扩张的旋风。
“美利坚被推上了拍卖台”
“广场协议”签订后，由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国民财富猛然巨增。腰包鼓胀的日本人，成了全球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从1986到1991年，日本的海外投资总额高达4000亿美元。日本人不但把梵高的名画《向日葵》收入囊中，大洋彼岸的美国，更成了日本人垂涎的“肥肉”。
1985年后，日本企业开始大量购买美国企业，或在美国开设工厂。突如其来的大量日本资本，迅速涌入美国的各个领域和角落，在夏威夷，每到旅游旺季，饭店里的常客大约有一半是日本人。
1987年，日本三菱土地公司以14亿美元，购买了纽约曼哈顿闹市洛克菲勒中心的14栋办公大楼，成为拥有洛克菲勒中心80%股份的控股公司。当时，洛克菲勒中心被视为美国的象征，美国媒体将这一收购行为称为日本人“买走了美国人的灵魂”。
同年，索尼公司以34亿美元的高价买下了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后更名为索尼影像娱乐公司。1991年，东京亿万富翁横井英树又以4000万美元，将被视为纽约心脏的帝国大厦，收入囊中。
这些挥舞着支票本的日本人好像对价格根本不屑一顾。有一则故事足以让人体会到日本人的疯狂，一栋报价4亿多美元的美国大楼谈好要卖给日本人，只等付钱交割时，日本人忽然拿出了新的合同书，上面写的价格却变成了6.1亿美元，这让美国人莫名其妙。日方人员解释说：“老板昨天在吉尼斯世界纪录里看到，历史上单栋大楼出售的最高价是6亿美元。我们愿意无偿追加2亿美元，就是想要打破这个纪录。”
短短几年间发生的这一幕幕，令美国人目瞪口呆。在亲眼目睹了众多本国的大公司、大产业迅速改头换面，由日本人充当老板之后，美国社会反响十分激烈。对于日本人的收购狂潮，美国舆论惊呼，“美利坚被推上了拍卖台”，《纽约时报》甚至担忧“总有一天，日本会买走自由女神像”。
时至今日，许多美国人还认为：日本是唯一一个两次“入侵”过美国的国家——一次是日本偷袭珍珠港，还有就是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大举“收购美国”。
日本经济产业升级“狂欢曲”
日元的大幅升值，不但让日本迅速走向海外扩张之路，在日本国内，受日元升值影响，日本经济也奏响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狂欢曲”。
“广场协议”后，日本国内机械制造、房地产、物流、服务等产业发展迅速，经济结构开始转向内需主导型。无论日元怎样升值，这些产业均持续保持高增长势态，为日本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长足贡献。到1987年，日本已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一极，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开始超过美国。
于此同时，日本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显著增长，化学品、机械和电子设备外销全世界，丰田、索尼等公司纷纷在美设厂，“日本制造”成了金字招牌。
随着日本产业结构升级，其产品结构相应由“重厚长大”向“轻薄短小”型转变，初级加工品和劳动集约型产品在进口中的比重逐渐上升，原材料消耗呈相对减少之势，其在进口中的比重一度由70%降至50%左右。日元升值后，日本以较少的费用便可以进口足够的资源，加之产业结构升级，资源已不再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随着日本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日本在海外的纯资产也迅速增加，1986年达1804亿美元，超过号称“食利大国”的英国（1465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2002年末，日本的海外纯资产余额，约为1.5万亿美元，与“广场协议”前的1984年相比，增加了18倍以上。
日元升值没错，错在政府随后应对政策
尽管日元升值给日本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但由于几年后日本经济便陷入了泡沫泥淖，并持续低迷，“广场协议”由此长期背上了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黑锅，但日本经济的萧条衰退，主要是日本政府错误政策种下的苦果。
在“广场协议”签订前夕，日元对美元的比率是1美元等于243日元。为使日元升值，大藏省及日本央行频频干预，以日元升值预期诱导市场。1985年9月24日，日本投入干预资金10亿美元，效果甚微。至1986年2月，美元却跌至逼近180日元的关口。不久，美国财长贝克发表谈话，暗示美国欢迎美元进一步下跌。此言一出，美元轻松突破180日元，3月17日跌至175日元。
在日元迅速升值的影响下， 1985年日本企业总的利润增长了5.7%，但出口相关部门的利润却下降了4.8%。1986年，日本钢铁业甚至出现了亏损，日本开始出现衰退迹象，史称“高日元萧条”。为此，以制造业为中心，各种产业协会、部分官员和一批经济学家强烈要求政府采取应对的措施调整利率。
然而，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继续推行扩张型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到1987年2月，日本银行已5次降息，将利率降至2.5%，创历史新低。同年5月，日本政府追加5万亿日元的公共事业投资，7月又补增了2万亿日元财政开支。
政府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剧了资本流动性过剩，加上国际游资和炒家涌入，日本国内的大量热钱纷纷转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这迅速导致了日本经济泡沫的生成。
1989年末最后一天，日经平均股价近4万日元，相当于1984年的3.68倍。在房地产行业，泡沫尤为明显。1986－1989年，东京市中心地价提高了2.7倍。如果将东京23个区的土地全部卖了，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泡沫经济”在1989年底达到顶峰之时，日本政府认识到土地价格严重偏离实际价值，于是急忙实行紧缩货币政策来阻止银行向投机者贷款。1989年5月开始，日本央行先后大幅度提高利率，一度升至6%新高，此举宣告金融宽松政策的终结。
1991年，日本政府又颁布“地价税”，规定从1992年起，不管地价涨跌，凡持有者必须向国库缴纳土地持有税。这一系列财政金融紧缩政策，戳破了经济泡沫，从而揭开了日本金融危机与90年代长期萧条（史称“平成萧条”）的帷幕。
泡沫经济崩溃最直接的影响是资产价格的缩水。据统计，在1990－1997年间，日本的股票、土地的资产评价额约缩水1300万亿日元。
随着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的下跌，大银行、证券公司在泡沫经济膨胀过程中的种种非法经营行为不断曝光，金融机构的信任度广泛缺失。1990年夏，日本国内大量存款从民间银行转存到国家经营的邮局，出现了“向邮储转移”现象。两年后，国家金融机构也失去了信任，日本民众干脆把钱藏在家里的“钱柜”，于是出现了“钱柜存款”的罕见的现象。
90年代中期，日本又经历了货币迅速贬值，即“抛售日本”，日本经济雪上加霜，至今也没有走出衰退阴影。经济高峰时期，日本的GDP相当于美国的71%，到了2009年，日本的GDP只相当于美国的35%左右。
中国不能同“日”而语
当下，人民币是否应升值、升值多少，仍未形成共识，很大部分原因在于25年前日元升值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阴影”仍笼罩在许多人心头。
对照中国经济现实：股市波动、房价虚高、奢侈消费、资本过剩、产能过剩??中国与当年的日本确有相似之处。但今日的中国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首先表现在双边贸易方面，这也是此次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以求扭转中美贸易顺差的关键。
2009年，美国贸易逆差为总额3807亿美元，对中国贸易逆差为2268亿美元，中国仍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但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强调：美国长期逆差与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地位有关，人民币汇率无法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2005－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21.1%，同期美国对华逆差却年均增长21.6%。200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稳定，而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5.7%降至3.5%，对华逆差下降16.1%。
汇率变更不是扭转美国贸易逆差的终南捷径，这在日本也可以得到映证。
“广场协定”虽然成功降低了美国对西欧各国的贸易逆差，却几乎未能实现其主要目标，即缓解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因为这种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而并非取决于货币金融条件。
从对外贸易产品结构来看，“广场协议”签署前后，日本汽车、钢铁等高端产品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成为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其成品出口额已经跃居世界首位。而中国对美出口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所以出口量的增加不能视为出口能力的增强。并且目前美国对中国出口最多的是红豆和飞机，中国不可能长期坐着飞机吃红豆，美国应该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和放开高端技术产品的出口。
由此可见，美国要求借人民币升值以为扭转中美贸易顺差，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而在饱受争议的房地产领域，不少人认为中国房地产泡沫严重，与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裂前的日本类似。但当年日本的泡沫破裂，有着独特的背景，比如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性通缩。而如今的中国，在通胀预期下，商品房还是各类资本的避风港，房价短期难以下降。
另外，泡沫前，日本政府并没有对商业银行采取有效措施引导监管。中国政府对银行和企业有很强的控制力，可以引导资金流向，出台政策打压房地产泡沫。中日在城市化进程方面也有显著差异，1985年日本城市化接近尾声，而现在中国城市化进程还处于加速阶段。
因此，只要吸取日本经验教训，采取有效而富有前瞻性的政策，历史应该不会重演，我们也希望中国经济不会踏进日本泡沫经济的那条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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