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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的鼠目寸光与中国人的高瞻远瞩 |
说美国人鼠目寸光，是因为，他们自独立以来两百多年，从来没有什么远大目标，任何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都没有找到过；说我们高瞻远瞩，是因为，我们能够不断找到“救中国”的灵丹妙药。远的就不去说，康梁说“只有维新才能救中国”；孙中山说“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袁世凯说“只有帝制才能救中国”；张勋说“只有复辟才能救中国”；蒋介石说“只有一党专制才能救中国”；汪精卫说“只有和平亲善才能救中国”；毛泽东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邓公说“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现在有了互联网，说话的环境宽松许多，“只有新儒学才能救中国”、“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等等。看来，“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不是一句空话，中国如同美人落水，拍打胸脯嚷嚷着只有自己能救她的英雄豪杰层出不穷。
说美国人鼠目寸光，还在于他们寻不到“救美国”的偏方验方，无奈之余才发明了一个叫做《宪法》的东西，谁都不能违反。这部《宪法》的制定，什么远大的目标和理想都没有，74位各州代表汇聚费城，他们赤裸裸地表明自己心怀鬼胎，只为自己的委托人谋利益，决不许他人占便宜。签署《独立宣言》的56位开国元勋中只有八个人来参加立宪会议，就连华盛顿本人也不愿介入这次真正建立美国的会议，只是拗不过，人们告诉他倘若他不来主持这会议就得散伙，只得参加。会议记录显示，华盛顿只讲过两次话，都无关紧要，半句“美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之类豪言壮语都没有。《宪法》主要靠麦迪逊等人起草，然后大家争吵三个月也没有结果，全靠文字修饰把各种意见玩弄一连串妥协，各方利益得以巧妙平衡之后才定下稿来。此时，那些不耐烦的代表都溜了，只剩下39位尚未溜号的代表签署了自己的姓名，差点没过半数。即便如此，事情还没有完。这部《宪法》一拿到各州审批，就遭到激烈抨击，《独立宣言》起草人杰弗逊就是其中主力。抨击的要害在于《宪法》忽视了少数人的利益。于是又引发一系列争吵，讨价还价一年多的结果便是被称为“权利法案”的十条《宪法》修正案，作为“补充协议”一并付诸实施。
麦迪逊在描述他参与制定《宪法》的宗旨时说：“必须用野心来对抗野心。”这就是美国人制定《宪法》的指导思想，一点宏图大略都没有，纯粹的小肚鸡肠VS小肚鸡肠。哪里象我们，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斯大林扔过来的大馅饼，不吃白不吃，吃了就能超英赶美，就能“解放全人类”，就能“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全球！”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文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这一条里关于政教分离的十一个汉字译文包含三重意思：1,禁止权力机关特别鼓励或支持某一宗教之信仰与组织；2,一切信仰或宗教组织平等，都具有伸张和实践的权利；3,权力机关不得因宗教原因惩罚公民。后面两段就不说了。
我们都可以想像一下，按照这个修正案条文，美国人民就失去了选择阳关大道的权利，比如“只有什么主义才能救美国”便如同放屁！须知，无论什么主张，一旦成为“主义”也就成为一种宗教。一个政党，一所学校，一个团体，一个人群，嚷嚷什么“主义”都可以，无论多么天花乱坠，只是别指望全国都奉行它。直至1978年，美国还有几个州宪法规定教士不能当议员，基督教再牛，也奈何不得哪怕三五个人信奉的小教。如此一来，美国就没办法实现“一统江山”，不管你本事多大，都不准强迫那些本事极小、极其弱势的群体，于是无可避免地错失许多好机遇。不像我们，宪法开宗明义就立下国教，理直气壮地宣布崇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列主义。
再说了，美国那些“人杰”，例如华盛顿，领导北美十三州民兵奋战八年，跟中国的抗日战争一样长。两面作战，一面是英国殖民者，另一面是印第安人，浴血奋战获胜了，英名远播。我们的毛主席胜利了就意气风发说“去赶考”，说“将革命进行到底”，说“不可沽名学霸王”。华盛顿全然不顾人们推举他当国王却回老家打理自家农场。看看这位首任总统的《告别辞》吧：“我的爱好引导我宁可返归田园，用锄头来赚取面包，而不愿留在目前的岗位上。”而且说到做到，难道还不算“鼠目寸光”么？
手头有一本《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从首任总统华盛顿到现任总统小布什。这些演说都是尽量彰显总统们施政大略的，没有一位总统愿意在美国选民面前表现出小家子气来。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从这些演说里读到的，充其量不过四年任期内想要做的事情。什么“永不变色”，什么“世世代代”，即使“一百年不改变”也没谁去操心。反之，几乎没有一位总统忘记祈祷“上帝保佑美国”，把国家的前途与未来寄托在虚无缥缈的上帝身上，完全没法与我们那些伟大领袖们相提并论。我们的领袖们胸怀“主义”秘笈，眼光深邃，跨越初级阶段、高级阶段一直遥望到共产主义社会里去了！不是只知道老百姓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而是海阔天空畅谈“环球同此凉热”！谁鼠目寸光，谁高瞻远瞩，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么？
我们中国人之高瞻远瞩是有传统的。还在孔夫子那个时代，诸子百家几乎都以天下国家为己任，都在设计一个救国救民的宝典秘笈；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一统天下，“主义”就施行起来了。如果说还偷偷借用了法家的一点名堂，那也是滥施恐怖以为“主义”保驾护航而已。最热闹的还是近代，孙中山倡导“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他那个“三民主义”却完全遵照苏俄指令炮制的。跟着热闹，什么君主立宪主义、改良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等，数不胜数的主义都是救中国的良方。最终还是明成祖的“当武”主义吃得开，谁抢得天下谁的“主义”算数。最终只剩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了，别的主义一概免谈。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总统为挽救频临崩溃的美国经济推行新政，高瞻远瞩的中国文人纷纷断言美国死定了，缘由在于美国佬死到临头还不搞主义救国。例如许涤新先生断言：“华尔街的宝库、白宫的宝座，其末日之来临，大约是不久了吧。”章乃器则断言，罗斯福新政“不过是强心针的作用，是不会有久远的效果的。”翻阅旧报章杂志不难看到，中国文人们冷嘲热讽的文字几乎充斥了那时的版面。不过，章乃器先生有一个说法似乎还有一点准确：“（罗斯福把）一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都表现出来也是枉然。”这倒有点对路，美国人自独立以来，所有的政府政纲都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鼠目寸光地解决眼前问题，根本不理会“万世之本”的任何主义。只是，是否“枉然”，历史早有结论，并不遵从中国文人们的高瞻远瞩。
美国民众完全是一群小肚鸡肠，根本不具备中国人民那种大国子民所独有的风范。先说坐驾吧，自打华盛顿赶着自家马车去就任总统，历届总统都是以自家马车充当总统坐驾的。及至麦金莱，有汽车了，还得用私家车充当总统专车。福特公司看不过眼，送一辆汽车给总统，但违反了法律，而国会竟然不准用公款购买这辆车，只好由政府付租金租用，直到租金抵得价款了，杜鲁门总统总算有了辆公车坐。哪像我们，长春汽车厂敲打拼凑出来首辆“东风轿车”，立马送给毛主席了。
我读美国历任总统传记，吃惊地发现，那么多位美国总统竟然都是以欠一屁股债离任的。所有为总统及其家人服务的人员，工资都必须总统支付。公有制多好，中南海还可以建立专门陪首长跳舞的文工团，彭德怀撤了这个团的代价是自己倒霉。我于是归纳出一个帖子：《死于贫困的美国总统》，数一数，居然有七位之多，占美国总统的六分之一。尤其可悲的是第十三任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rd Fillmore），他正式向美国国会提出建议：给每位离任总统12000美元的年薪。他说：“我们的总统们，竟然被冷落地撇在一边，无人理睬，或许还迫于生计，在街道的拐角上开个杂货店，这真是国家的耻辱”。“我们选举一个人当总统，期望他诚实地办事，或许还能放弃盈利的职业。然而，我们在利用他以后，就让他隐居起来，也许还任其陷入贫困。”但没人理睬他，此后接着还有几位离任总统死于贫困。比一比，究竟公有制好还是私有制好，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美国民众的鼠目寸光还表现在毫无雅量，那些无孔不入的记者们肆无忌惮地窥探总统以及各级官员的隐私，最近还把世界银行总裁逼下台了。大家都知道那个使美国经济连续八年快速发展的克林顿，一道“拉链门”就弄得他狼狈不堪而且只得道歉过关。想当年我们的毛主席抛弃贺子珍笑纳江青，高层议论刚泛起，警备司令贺龙便喝道：“堂堂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敢说三道四老子毙了他！”我们中国人区分大器与小节显然比美国佬强。
还有尼克松，这位总统实现了阿波罗登月计划，又“打开美中关系大门”，算是政绩斐然的。然而一个“水门事件”就面临被弹劾的惨淡局面，只得自己辞职，还不能了事，还得仰仗接班人福特总统特赦，否则依旧得吃官司。这事首先让我们的毛主席理解不了：“不就是两卷录音带吗？有什么了不起？当你手中刚好有一台录音机的时候，录下一次谈话有什么错？”他大概不知道，尼克松罪不在录音，而在于包庇那些录音者。他或许也忘记了，杨尚昆录音惹得他暴怒捣鼓出一个“窃听器事件”来。这里还有个上下错位问题，杨主任以下犯上是不同于尼克松以上犯下的。
然而美国民众的不依不饶是中国人难于理解的，尼克松女婿告诉毛，美国有很多人一直要求审判尼克松。我们确实属于“大肚能容，容尽天下不平之事”，远的就不说了，55万“右派分子”及其受到株连的数百万亲属、三千万饿殍、文革中至今未予公布的“非正常死亡”，等等。统统属于“前进中的缺点错误”，属于“一个指头”，丝毫也不妨碍那具现代木乃伊接受麻木不仁的膜拜。究其根源，在于美国人鼠目寸光，他们只看得见眼前的得失，完全不具备中国人的高瞻远瞩，我们能看见共产主义必定会实现。既如此，借用林彪评述文革的一句话：“收获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今日中国诸多怀念毛的议论，不正是依据林彪这个逻辑进行的么？
时至今日，我们的舆论环境略为宽松了，各种“主义救国”又冒了出来，诸如“民主社会主义”、“新儒家主义”等等，据说都是“救中国”的唯一。问题在于，中国什么时候需要“救”？既然忽必烈来的时候、努尔哈赤来的时候中国都未曾亡国，只是换了朝廷，那么，中国亡得了吗？一切“救中国”的议论，都只是获取“为人民服务”之权力的说道。一旦得逞，拥有居高临下的“为民”之权，都是祸国殃民，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未有其它。
既然如此，还不如少一些高瞻远瞩。我倒是觉得，我们宁可不要国家强盛，不要“两弹一星”，只要百姓不遭罪，能够自由幸福地生活恐怕会更好。或如鲁迅所言：“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也多它一些鼠目寸光，老老实实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可能更实在一些。因为我们为高瞻远瞩支付的代价实在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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