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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笨笨红烧肉’之前，听我讲座的人最多有七、八百人，‘笨笨红烧肉’以后，居然就增加到了五千。”7月2日，在杭州良渚的一间幽僻的会所里，王石用自嘲的口吻跟我说。
对一个人而言，多么尴尬或难堪的事情，一旦能亲口说出来，便表明它已经“落地”了。
就在上周，王石先在深圳的北大汇丰商学院做了一场演讲，有5000多人到场——据说创下了一个记录，然后又在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办同题演讲，因报名者太多，在主会场之外还开了八个视频分场。王石的演讲题目是：底线与荣誉。
过去的这三年，王石游学于哈佛和剑桥，每年只在寒假、暑假归国，“被大家牵着热闹一阵子，然后再飞回去读书。”他的英语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哈佛期间，除了听课，他还开设一门《企业伦理》的选修课程，也就是说兼有学生和访问学者的双重身份，现在，《企业伦理》也成为王石正在创作的一部书稿。此次在杭州见面，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想要创办一个“中国企业案例中心”，专注于中国公司管理案例的研发。“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越来越多的公司进入世界500强，其中，民营企业的数量还会增加，可是到今天，我们还无法回答什么是‘中国式的管理思想’，这太让人着急了。”
从2008年汶川事件之后，王石的身上呈现出越来越浓烈的公共气质，在某些时政话题上，他的勇敢让人有点吃惊。去年以来，在中国商业界发生了一次“企业家是否应该‘在商言商’”的大争论，王石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商言商”绝不是不谈政治、不谈国是，“我首先是个公民，公民就有公民权，我是可以谈政治的；其次我是个商人，我当然关心工商业阶层面临的问题……在我本人是从自我否定到自我肯定的一个过程。商人在中国社会中地位不高，但作为商人，首先要对自己的定位有判断。工商业者一方面希望得到社会认可，另一方面如果你自己都不尊重这个行业，别人怎么尊重你？所以商人要对自己所在的行业尊重，承认和喜爱。”他的这些表述，带有很鲜明的阶层代言色彩，这恐怕也是他最近受到很多企业界人士尊重和欢迎的原因。在深圳、上海的演讲中，一向缺乏娱乐精神的他不但几次拿“笨笨红烧肉”开玩笑，甚至不再避讳岳父的高官背景，“如果我当年利用了家庭的政治关系去拿地，那么，今天我还能站在这里吗？”在很多人听来，他的这个设问，是成立的。
王石创立万科，到今年刚好三十年，在熟悉他的朋友们的眼里，他与他创立的这家企业似乎走上了两种不同的成长路径。就万科而言，是一家少有的、从很早就试图用西方的那一套管理制度来治理企业的中国公司，因这一偏执的坚持，使得万科的经理人制度和公司文化表现出非常鲜明的美式特征，但就王石而言，他却没有恪守以绩效主义为“根目标”的西方经理人文化的传统，十多年前开始到处爬山，近年来又把大量时间投注于公共事务，在他的身上散发出的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那种家国气质。
在西方的现代话语体系中，今天的王石似乎很接近雷蒙阿隆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定义，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在职业活动之外，以‘知识分子的方式’生活和思想的人”，知识分子在公共事务参与上应担当“介入的旁观者”的责任。阿隆的这一定义出现在二战之后，一度引起过非常大的争议，而今已逐渐成为一种共识。事实上，即便在西方世界中，企业家阶层中符合阿隆定义的人也非常罕见，仅有的少数人都出现在媒体界和金融界，如亨利卢斯、索罗斯等人。相反，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则涌现过不少类似人物，如民国的张謇、卢作孚、丁文江、陈光甫等等。这一现象似乎从来没有被认真参照研究过。
在“底线与荣誉”的演讲中，王石用亲身经历向同为商业人士的听众们提出了一些有关底线的感想与建议，它们包括：
——我说自己不行贿，很多人不信，不信，我也要不行贿，时间久了，就有人信了，大家信了，底线就出现了；
——我们在中国是底线的事情，在美国你是必须要这样做的，你这样做了之后，你会发现一切很容易；
——坚持底线会马上见效吗？不能。但是你坚持底线，你坚信这个市场是规范的，是成熟的，它一定会按照规范、成熟地来对待你。
——即使你的自行车被偷了，再紧急，也不能偷别人的自行车，这就是底线；
这些大白话，说出来貌似挺容易，但是，要信这些话，并不容易，要做到，更不容易。这也是很多人去听王石演讲的原因。
最后闲话一件连王石也不知道的事情：2012年底，“笨笨红烧肉”风风火火地闹上了新浪微博及全国各大报刊娱乐版头条，王石的朋友们都很焦急，那些天，我在巴厘岛度假，恰巧冯仑也在，他漏夜赶到我下榻的酒店，坐下来只问了我一句话：“你说王石还能回来吗？”
我记得那夜的海浪声很大，我们的交谈急促而没有着落。现在，冯仑的问题似乎找到答案了：有底线的人，迟早都能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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