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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中的困惑及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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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中的困惑及解决途径
【内容提要】如果认真总结历史教训，并且以更加谦虚、开放的姿态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与世界文明同步，在实践中不断矫正和改进，我们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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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激起广大人民群众极大的建设热潮，深受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这是解决我国“三农”难题的科学道路，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在全国各地迎来了良好的开局。随着进一步深入组织实施新农村的建设，可能遇到一些现实中的实际问题，有些问题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体制性障碍，需要以科学的发展观和务实的态度去一一分析、研究和解决，决不能像大学合并那样赶风潮和互相攀比。提出这些在实施中的困惑，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社会难题。
一、 不需要全国统一标准，但需要更为具体的经验和做法供各地参考：虽然有中央文件、各级领导的讲话精神和媒体的广泛宣传，但还是缺乏清晰的组织路线和技术路线，这是在实施初期难免的。在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的我国农村地区，确实难以制定、也没有必要制定一些统一标准。到目前，比较统一的认识就是不急于做什么，而是首先通过学习、培训、讨论、调查研究，包括出国考察，分析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再研究制定发展规划和实施步骤，这是比较科学、务实的做法。而各地各级政府纷纷树立学习样板村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无法全面推广的，有些过去比较成功的农村，也都位于大中城市郊区、沿海地区，而且是靠发展集体经济壮大起来的，对全国没有广普的启示和感召作用。建设新农村不搞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力戒形式主义花架子，不人为树立典型样板，是正确选择。目前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务实的农民，根据当地和自身具体情况靠学科技、用科技，勤奋劳动而获得成功的不同类型的生动实例，农村基层经过反复实践有推广和实用价值的具体做法与经验，倒应该鼓励和宣传。
二、 如何解脱地方政府的困惑，靠专家学者，靠调查研究，：地方政府，尤其是乡村政府的最大难题就是职能、经费问题，钱从哪里来，我们怎么做，才使中央政府满意，农民满意，人民满意。对他们来说，新闻舆论和学者都是监督者，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但是换个角度看，如果充分调动和发挥媒体和学者参与的积极作用，说不定思路变得更为开阔，还能找到合作伙伴和财源，发展有路，方法多样，收效显著，农民满意。只想利用媒体和学者为自己乔装打扮的做法是经不起历史和实践的考验的，而且作为人民政府根本不应该这么做。
三、 短期内提高农民收入没有太好的办法，但是可以积极想办法：提高农民收入，不像打算盘那样简单，涉及到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制度革新和国际环境。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分析，农民减少、发展二三产业、非农收入增加、农村城市化是人们都能接受的道理，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并不是如此简单，需要时间、步骤和投入。在人多地少、城市居民就业、大学生就业困难，小农经济的生产率低迷的情况下，不可能只靠简单逻辑推理和数据运算解决。就是说，大批农民进城务工还要考虑到城市居民的就业和城市整体发展问题；在西部地区、县域内发展二三产业，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还要考虑资源和环境问题；以工补农、以城带乡，还不能沿用过去计划经济年代的“运动式”做法，直接补贴给农民的各项惠农政策，要符合入世后的国际规则，还不能抵消农民的自主性等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家的整体发展和运作，需要轻重缓急、循序渐进，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提出过激的口号和难以实现的“新举措”。
四、 体制性障碍可以逾越，但是不能操之过急：土地制度、农民合作组织、农村金融、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中西部地区的荒漠化、传统农业耕作方式带来的农业污染和资源浪费，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巨大体制性障碍。如果一届政府在这些诸多体制性障碍和难题中哪怕是圆满解决一项也是不小的进步。
五、 各部委合作步履艰难，但是可以“协同作战”：发展中国家在农村开发中都会遇到这些难题，因为各部委是国家最大的权力和职能部门，如何协调各方职能和利益，转变政府职能和公务员的工作作风，体现社会转型的成功与否。如果在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很好地转变政府职能，统筹协调各方职能，最终使农民收益而不是折腾，这是需要由历史来检验，更需要各级政府公务员转变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新农村建设不是各方权力和利益的博弈，而是职能的“协同”运作，就是大兵团协同作战，完成共同的目的，就是让农村居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协同”不只是开联席会议，更重要的是不经过折腾给农村和农民带来更多的实惠。
六、 农民的积极性发挥有限，需要进一步改进：各种资源掌握在各级政府及行业部门内部，在扭曲的工作机制中，中央政府越是加大工作力度，收益的是这些领域。文件上要求各级政府配套投入，但实际上很难逐级落实，而且搞不好成为地方各级政府及行业部门的单独或垄断行为，每次“改革”和“创新”都有可能成为这些部门利益的集约化、集中化，农民负担可能变得更加沉重。这不仅是农村现象，城市也正在向这种“倒金字塔”（顶尖的阶层逐步剥夺和占有金字塔底座的资源）现象发展。这几年的“资格准入”、“考试经济”，文教卫生、人事机构、电信、住房领域的一系列垄断性“改革”和“转制”，就是这种情况的集中表现。如果在新农村建设中新建的房子都是村干部和他们的亲属所属，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农村社会的严重问题。
七、农村劳动力转移有诸多困难，需要因地制宜、“八仙过海”：更多的人把目光盯在农村劳动力的快速转移上，认为这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最好办法，却不知这个良方同样需要时间、步骤和投入，在国外可能用几十年、上百年完成的社会变迁，急于在我国用10年、20年完成，都是急燥表现，可能激化社会矛盾，而且我国人口还在增加，即使农村城市化率实现了50%，在16亿人口中农村人口还有8亿，和前些年没有多大区别。因此在我国制定机械的发展规划，急于求成的发展计划都不太现实，但也没有必要太悲观。我国的发展是有层次和顺序的，比如上海、深圳、北京、天津、沿海可能在十几年，甚至在几年内就会完成，上海、苏州郊区的农村只从外观上看已经达到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准也不是夸张，当然农村发展还需要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社会保障、文化教育、卫生保健、文明建设等社会“软件”建设。中部地区20、30年完成，西部地区则30到50年完成，但即使是西部山区还有可能通过发展有机农业和农村旅游业提前实现发展目标，有些地区还不是靠劳动力转移来完成，而是靠发展多种经营实现。“后来者居上”，可以给人带来不同的希望。因此，建设新农村不能指定一种发展模式，而是因地制宜、“八仙过海”。
八、小农经济格局可以改变吗，提高农业生产率还要依靠科技教育：说起来有些悲观，但就是这样一个难以摆脱的基本国情。人多地少是历史造成的，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过错，但就是要承认这个现实。这种国情决定着我国的农业生产率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有迅速提高，或者说农业不可能像工业、经济发展那样长时间带来巨大贸易盈余。农业是国家的后院、保障，农村是国家的呼吸循环系统，如果农村、农业受到其他行业挤压而难以生存，那说明这个国家正处于危机，就是说这个国家和民族已没有退路，没有回旋余地。如何克服？无非是科教兴农，依靠人力资源开发，靠城乡和谐、均衡发展，靠生物技术、优良品种造就现代农业。城市居民把更多的希望和寄托投给农村，农民自主创业，农村便起死回生，生机昂然。城市文明向农村延伸本身就是巨大能量的释放，是文明的延续和环境的改善。
九、农民教育不应该是老样子：很多人对农民素质的提高寄予厚望，但是这只能是长期的付出、寄托和转化，不是显而易见的，求不得急功近利。不能像工业化、批量生产线那样，指望在指定时间和投入内达到预定的产品和实效，农民教育是无法靠简单、机械的投入产出比来完成预测和估价。但是有一点，不能把农民教育作为重大举措来显示，更重要的是需要遵循农民教育的科学规律，建立和完善“结构合理、布局科学、层次分明、规模适度、按需培训、注重实效”的农民教育体系和机制，以农民为中心，以创业为核心，改进培训计划、方法和教材，探索一条科学发展、务求实效的新路子。经过改革、创新的农民教育不应该是老样子，“一个方子治百病”。
十、历史遗产不应成为障碍：我们有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有文革和政治运动的负面遗产，这些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如果认真总结历史教训，并且以更加谦虚、开放的姿态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与世界文明同步，在实践中不断矫正和改进，我们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也不会折腾我们无辜的农民和城市居民，不搞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更多地遵循和依靠科学发展的规律，于无声处看到发展与变化，人民群众收了益，历史遗产不仅没有成为包袱，反而成为一面镜子，学者的忠言逆耳将为社会带来福音。
作者： 李水山 | 2006年0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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