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哲学与管理：轻视西方文明是一种顽固的傲慢态度，宗教哲学与管理：轻视西方文明是一种顽固的傲慢态度，宗教哲学与管理：轻视西方文明是一种顽固的傲慢态度，宗教哲学与管理：轻视西方文明是一种顽固的傲慢态度，

轻视西方文明是一种顽固的傲慢态度                摘要：长期以来妨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一大弊病，就是在西方先进文明面前顽固的轻视的傲慢态度。“全盘西化”在中国根本没有过，是个伪命题。高校和研究机构西学学科设置的薄弱，只重民主、科学，不谙基督教文明，暴露出我们对西方文明的了解极其有限且相当肤浅，充满着片面的理解和阐释。如果我们想获得实实在在的自尊和自信，需要谦卑地学习西方文化。      *** 相关课程《 北京大学‘西学经典与商业智慧’高级课程 》                一、轻视西方文明是个老毛病                在很多方面，中华民族正处在有史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2007年11月我在美国访问的时候，一位美国教授对我说，“如果中国能够按照现在的样子平稳发展50年，其结果一定会是非常可喜的。”问题是，在当前和未来的发展中，我们需要克服和改正的毛病是什么。现在回头看胡适当年说的五大社会弊病：“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再回忆一下他试图辨析“全盘西化”和“充分世界化”的苦心，我不知道大家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如果我们冷静观察和评估一下我们对西方文明、对西方社会的了解和把握情况，会发现：长期以来妨碍我们进步的第六种社会弊病，就是我们在西方先进文明面前顽固的傲慢态度。可能因为这是一个老毛病了，我觉得并没有很多人意识到我们有轻视西方文明的问题。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大家很轻易地就担忧西化和过度接受西方的影响，动不动就担忧民族文化被忽视，甚至试图推动国学热和复兴传统文化。我想，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在国学以及它所代表的价值观念体系的顶端，应该是秦始皇和其他的封建帝王吧？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是否还在读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否还记得鲁迅的悲愤：将满篇的“仁义道德”看作是“吃人”两个字。当然，国学里面是有很多值得继承的积极成分的，但是，对作为一个文化和思想体系的国学，我们是否应该用批评的眼光来看呢？我想，我们总还不至于将巴金在《家》、《春》、《秋》里面对封建道德所表现的批判精神，都看作是无病呻吟吧。国学里面难道不是充斥着封建道德吗？我们不会突然都得了集体的失忆症吧？                二、对西方文明的轻慢：以西学学科设置为例                现实中，我们对西方文明的态度是什么呢？表面上看，我们的周围布满了西方的文化和知识：都市里到处都是好莱坞的电影广告和麦当劳的巨大M字样，西方的企业和管理知识也在帮助我们发展繁荣的经济和贸易。然而，我们对西方文明的了解极其有限且相当肤浅。作为一个研究和讲授西方历史的学者，我切身地体会到即使在西学知识相对最丰富、对西方的了解相对最多的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中，也存在着对西方的轻视，其突出表现在对西学研究学科设置的极不平衡上。以历史学科里的外国历史为例，在欧美、俄罗斯、日本、韩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从事外国历史研究的人员一般都在50%以上，而我们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通常只有30%左右甚至更少。为什么我们从事外国历史研究的人员比例大大低于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从学科设置上讲，我们的西学研究还远远没有到达成熟的阶段。还是举胡适先生为例，胡适先生以及其他许多早年留学西洋的优秀学者，几乎全部在归国以后从事国学的研究，而且他们在留学期间学习的通常也主要是汉学。尽管在学术方法上，他们传播了西方的传统，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建设起系统的西学研究学科体系。有些学者在留学期间学习欧美历史，可是归国以后却转向中国历史研究。甚至在今天的香港和台湾，这一现象仍然是常见的。如果我的印象没有错的话，提倡“全盘西化”的胡适先生写过若干介绍西方哲学的文章,但是他的主要学术贡献还是在国学领域。在学术历史上，我不记得胡适先生曾经刻意组织过西方文学、历史或者哲学的研究工作，也不记得他曾经着力组织派遣研究西学的留学生。也许胡适的时代有点远了，但即使在最近的30年中，在哈佛-燕京学社所资助的美中人文学科学术交流活动中，中方选派赴美的相当一部分学者也都是国学研究者。这些现象所能说明的究竟是什么？难道不是我们在西方文明面前表现出来的一种轻慢态度吗？           不错，在建国以后，我们确实在学科设置上已经大大推进了外国历史和西学的研究，在北大、南开、武大和复旦等主要的大学创办了世界历史专业，当然还有外国哲学等。但由于外国历史覆盖了世界上众多国家的漫长历史，“世界历史”这一模糊的专业设置现在已经成为影响专业研究和教学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其原因很简单，以国内的外国语言和文学相比较，就会有所发现：比如法语、德语和日语是作为三个专业来处理的，原因是三者之间在教学和研究上没有太多的共性，事实上我们也从来没有所谓的“世界语言和文学专业”。照理，外国历史研究应该与外国语言和文学研究相似，比如，研究古希腊罗马史、德国史和日本史，不仅需要给予学生对应的高级语言训练，而且需要单独的师资队伍，在国外也通常组织在单独的院系，比如古典学系和欧洲研究系等。而我们的“世界历史专业”设置，将众多国别的外国历史研究等同于一个中国历史专业，而且囊括世界各国历史的“世界历史专业”的教师人数通常少于甚至大大少于中国历史专业的教师人数。           很难想象，一个德国史或者日本史的研究者对德语或者日语的掌握程度可以低于德国或者日本语言文学研究者的水平。可是在现实中，德语系和日语系的学生有四年系统的语言训练以及文学研究的训练，而历史系世界历史专业的学生接受相关外语训练的条件就太可怜了。以北京大学为例，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的学生是绝对不允许旁听外语系专业课程的，而对他们开放的公共外语课程远远不能满足从事外国历史研究的需要，在一般情况下，至多是中级程度阅读能力的训练。我在这里提醒大家注意的一个例外是，我觉得从传统上看，我们比较成功的西学学科是外国语言和文学，起码在这些学科，学生和学者都意识到在语言学习上来不得半点马虎。我所希望的是，外国语学院，特别是北大的外国语学院，能够承担自己不容推卸的责任，对外国历史等学科的学生和研究生进行高级水平的语言训练，不要找借口将他们拒之门外。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西学学科设置？我们应该组建国外常见的地区研究中心，将针对某一区域的语言、历史、政治等问题的研究集中在一个院系，在这方面，哈佛大学以及其他美国著名高校的东亚研究系就是很好的范例。我们所急迫需要做的是：组建具备招生、教学和研究综合功能的美国研究系和欧洲研究系，切实加强对西方的研究，若能这样做，语言训练和专业研究能力的培养将得到有机的结合。为什么像这些本来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实施？究其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对西方文明的傲慢，轻视外国问题和外国历史研究只是这种态度的一个缩影。道理并不深奥，我们能想象得出国内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机构和学者会允许自己的学生没有条件系统地学习文言文吗？                     三、对西方文明轻慢的代价：以基督教研究为例                在检讨了我们对待西方文明的傲慢态度以后，所谓“全盘西化”的问题就成了一个伪命题，成了一种幻象，成了我们长期以来拒绝认真学习西方文明的一个莫名其妙的借口：既然我们从来没有透彻了解和把握西方文明，那“西化”又是从何谈起的！我自己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多年，“科学”和“民主”这两个名词时时回旋在脑海里。但是我也多年从事西方历史和宗教的研究，感觉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的西方经验，远远不止是科学和民主。“五四运动”中的文化人包括胡适先生都是科学与民主的鼓吹者，但他们同时也误导了中国的民众：西方文明的精神因素，比如基督教，就很少得到那个时代的文人和学者的重视。我在这里不是想谈论宗教信仰本身的传播，而是想指出：西方基督教所包含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经济学说，实在是和科学与民主同样重要的价值观念。基督教的社会公平思想、反战和平思想，都是西方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能够克服激烈社会矛盾以及由战争走向和平的重要精神资源。借鉴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在于：当我们面临切实的问题和寻求妥当的解决办法时，凭空想象是很难提供答案的。比如，长期以来，在我们的企业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心中，“温饱”是决定劳工工资的关键标准，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同样，在我们的许多法学家看来，新《劳动合同法》关于最低工资的苛刻规定，就是改善劳工待遇的规定。而实际上，西方基督教的社会学说自从19世纪末以来就强调，“公平工资”必须包括三个要素：足够支持工人自己及其家庭（不仅仅是工人自己）；足够使他们过有尊严的生活（不仅仅是“温饱”）；足够使他们有积蓄和应付疾病、工伤和养老的需要。设想，如果我们不是轻慢西方文明，不是片面地理解和阐释西方文明，而是更全面更细致地研究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文明，并很好地学习和借鉴其观念及经验，那么，很多弯路和过失也许就可以避免，很多改革的阵痛也许就可以减轻。这里所举的“公平工资”的例子证明，对西方文明的轻慢并不利于我们建设一个和谐社会。为这种轻慢和傲慢，我们过去已经付出了代价，现在和将来也会付出代价。           我希望，当我们以后骄傲地高喊“科学”与“民主”的时候，能够记得：胡适先生和他的同仁所教给我们的，是一门残缺的西方文明课程。我们应该谦卑地学习西方文化，因为只有在谦卑的学习态度之上，我们才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自尊、实实在在的自信。           *** 相关课程《 北京大学‘西学经典与商业智慧’高级课程 》           （作者彭小瑜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