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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两个决不会”思想与现阶段我国的所有制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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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两个决不会”思想与现阶段我国的所有制改革
张军扩
在认真总结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之后，马克思纠正了以前对资本主义将灭亡和社会主义行将胜利的过于乐观的估计，并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思想：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这一重要思想，对于深化现阶段我国的所有制改革，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一、“两个决不会”思想是对“两个必然”思想的发展和补充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基本矛盾的分析，得出了“两个必然”的结论，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同时，他们又根据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状况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情况，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现象，认为当时的生产力发展已经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容纳的地步，无产阶级革命很快就会在欧洲各国发生。但后来的情况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判断是不符合实际的。
现在看来，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实际上正处于其向上发展的初期阶段，在这个时期，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十分尖锐的矛盾，但许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初期的特殊现象，并非在资本主义的架构内不可协调解决，更不能说明资本主义已经到了灭亡的边缘。通过适当的政策调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能够继续容纳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能够继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正是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调整的余地及促进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实际，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纠正以前的过于乐观的估计。他们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上什么真正的革命。”此后，马克思又进一步将其总结为“两个决不会”的思想。“两个决不会”是对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过程认识上的又一个重要论断，是对“两个必然”思想的发展和补充，并与“两个必然”思想一起，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理论。
二、“两个决不会”与经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
按照“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思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将首先发生在欧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但后来的实践演进却与马克思所预言的情况恰恰相反。一方面，经济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丧钟不仅没有敲响，反而出现了长期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对落后的国家，却通过暴力革命实现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并普遍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仅如此，更加令人深思的是，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经常不断的政策调整，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大大缓和了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至今也看不出将要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迹象。而另一方面，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以苏东剧变为标志，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却遭受了严重的失败。那么应当如何正确认识这些看似十分矛盾的现象呢？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方面的情况看，马克思恩格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分析出发所做出的“两个必然”的结论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对资本主义什么时候灭亡、社会主义什么时候胜利以及通过什么方式（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演进）取得胜利的分析却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其结论也不符合实际。其理论缺陷在于没有充分认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基本矛盾的特殊性，而是将其一般化、普遍化，因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政策调整缓和矛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余地估计不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历程和现实，从实践方面充分验证了“两个决不会”中的第一个“决不会”（“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的正确性。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来看，第一，显然，这些国家所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既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不能容纳，也不是因为新社会的细胞在旧社会的胎胞里已经充分发育到成熟，而是由于各国面临的其他各种国内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历史等多种因素（“多种因素论”）。这说明，这些国家的革命，虽然叫做社会主义革命，但就其动因和要解决的问题而言，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典型意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尽管不是典型意义的社会主义革命，但在一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薄弱环节论”），通过暴力手段也可以强制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即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基础上强制推行马克思恩格斯依据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情况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求所提出的新型生产关系。第三，强制进行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使得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严重脱节，加之不能根据生产力发展实际要求进行及时调整，使得这种变革不仅对生产力的发展没有起到推动作用，反而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经济规律的惩罚，并最终导致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和生产关系的回归。因此，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从兴起到失败的实践历程，不仅与“两个决不会”的思想不相矛盾，恰恰从反面说明了这一思想的正确性。
三、“两个决不会”与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显然也不是在中国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的基础上出现的。早在全国解放以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分析认为，尽管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取得胜利的，但由于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落后，革命胜利后马上实行对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条件并不成熟。因此，在夺取政权以后，应当有一个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应当通过鼓励和扶持民族资本的发展，提高生产力水平，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状况。应当说，这是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但遗憾的是，全国解放以后，这一设想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仅仅经过了十分短暂的经济恢复时期，就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并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中的原因既有国际反华势力对我封锁、威胁的客观因素，也有思想上“左”倾错误的主观因素。客观地看，在建国初期，这种体制对于集中全国财力进行经济建设曾经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生产关系长期严重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因此从长期总体来看，是制约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加上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到了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期，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正是在这种危急时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逐步调整了那些不切实际的、“超前”的生产关系，鼓励和扶持包括私有制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改革公有制实现形式，摈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生产关系的调整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党的十三大又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不仅是对“两个决不会”思想的自觉运用，也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丰富和发展。
四、“两个决不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规定
那么应当如何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规定呢？
根据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未来社会本质规定的论述主要有两点：
一是从科学社会主义根本目的出发的论述，认为未来社会的本质规定是实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那么什么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根据恩格斯的概括，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1.“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的发展和发挥他们的才能和力量。”2.“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怎样才能实现这样的社会呢？其最根本的条件是生产力的彻底解放、极大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未来社会，是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充满人性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二是从实现根本目的的手段或途径出发的论述，认为未来的社会制度同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这是因为，根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会造成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造成社会的不和谐，也将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因此，要彻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就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或公有制。
显然，恩格斯所讲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指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而建立的社会制度与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而对于建立在比较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的、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需要实行什么样的制度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种制度与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也不可能给出明确的预言和论述，而是需要后来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实践的需要进行探索和创新。
根据马克思“两个决不会”思想以及前文对国际国内正反两个方面实践经验的分析和总结，在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需要大力鼓励和扶持包括私有制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还不可能真正全面实现“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如果硬要强制实行，只能对生产力造成破坏，并最终导致生产关系的回归。换句话说，以生产力比较落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还不可能是“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规定应当是什么呢？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社会主义最本质的规定，应当是其根本目的，而不应当是其手段或途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一根本目的不论是对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还是对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言，都是一样的和不变的，至于其他规定，包括所有制和生产方式等，都是手段和途径问题，都是为根本目的服务的，而且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其需要也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难以容纳的时候，“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需要；而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继续鼓励和支持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需要。虽然二者在所有制形式上有所不同，但都是在为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实现增砖添瓦，都具有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
总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本质规定及其与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不应当也不可能是其所有制的形式，而应当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领导阶级和政权性质不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即共产党领导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则是在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是其根本目的和最终理想不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和最终理想，是为实现共同富裕、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奠定物质基础和创造条件，而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则是为了缓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最终是为完善和巩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
五、所有制与社会制度性质、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实践经验
长期以来，人民习惯于把公有制（尤其是国有制）比重的高低看作是决定社会制度性质的事情，甚至看作是决定共产党领导权合法地位的事情，从而严重束缚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进程。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是似是而非的。以上的分析主要是依据马克思“两个决不会”思想从理论上说明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及由此决定的生产方式不应当也不可能成为决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而从实践的经验来看，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第一，公有制比重的高低不是社会性质的决定因素。“二战”以后，法国国有经济的比重曾高达98%。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英国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占全国总资产的比重还达到40%，法国达到38%。另外，北欧诸国、澳大利亚、意大利、新加坡、印度等国的国有经济比重也都很大。显然，我们不能由此认定这些国家都是或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至少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是这样。改革以来，随着生产关系的调整，特别是随着其他所有制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国有经济的比重也在逐步下降，截止到2004年，即使按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口径计算，国有工业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中的比重，也只有42%。但谁又能够否认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呢？因此，公有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比重，显然不是社会性质的决定因素。
第二，国有经济比重的高低，也不是保证共产党执政地位和政权合法性的决定因素。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共产党失去政权的时候，国有经济的比重都大大高于我国。比如，据统计，1990年苏联国有经济成分在就业人数、产值、固定生产基金中的比重分别占全国的767%、827%、889%。但如此高的国有经济比重并没有能够保证苏共的执政地位。相反，在国际风云变幻和社会主义纷纷失败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中国之所以能够红旗不倒，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赢得全国人民的拥戴，根本的因素也不在于我们发展了多少国有企业，不在于国有经济保持了多大的比重，而在于我们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实行改革开放，发展了国民经济，提高了综合国力，改善了人民生活。这才是我们应当真正认真总结和吸取的经验和教训。
（原载《理论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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