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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周刊:透视台湾政商关系30年变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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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周刊:透视台湾政商关系30年变局
中新网4月8日电 香港《凤凰周刊》刊文说,在台湾,政商交易,全民买单,已非新闻。从两蒋到李登辉再到陈水扁时代,台湾的政商关系的确历经三朝,各不相同。
文章摘录如下:
在台湾,政商交易,全民买单,已非新闻。近年来,前有东帝士集团陈由豪的政治献金案和力霸集团王又曾案,今有“二次金改”等弊案,加上早年的“黑金政治”,令台湾媒体开始怀念蒋经国时代,称那时的“政商关系”为“泾渭分明、政商分离”。
《联合报》称,那个时代,哪个官员敢敞开后门,或与商贾殷勤酬酢,一经发现,结果难有侥幸。蒋经国甚至因女婿是商人,耿耿于怀多年。这多少不过是借赞蒋来弹扁。不过,从两蒋到李登辉再到陈水扁时代,台湾的政商关系的确历经三朝,各不相同。
以政领商:“世界上最贵的早餐”
蒋经国时代,被大力扶助的民间经济开始在跑道上加速滑行,并从此腾飞,一批家族涌现,创造了“台湾钱淹脚目”的经济奇迹。此时,政界与民间商贾之间更多是互助共建的关系。
“早期台湾的政府官员、企业家,他们更多考虑‘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政治家想到的是,怎样拿捏最好的政策,让整个社会发展;企业家只想到企业的开拓,怎么承担社会责任。尹仲容、李国鼎、孙运璇三位高官被誉为‘经济发展三杰’,是台湾经济腾飞的奠基人,卸职后的生活可以说是穷困潦倒,也是清贫一生。”台湾大学哲学系曾汉塘教授表示。
当时蒋经国和商人有一种经典的互动方式——早餐会。蒋经国不时会邀请一帮商界大佬吃早餐,所用无非是豆浆油条之类,但在早餐过程中,蒋的随从会拿一个认捐册请各位老板签名,并签上捐款数额,变相要求商界大佬投资建设项目,这被称为“世界上最贵的早餐”。
对于新生的私营经济,蒋经国一面扶持一面也保持高度戒备。蒋氏在意识形态领域受苏联计划经济色彩影响,并不希望有大型民营企业出现,因此确定政策方向是“以政领商”,限制商界大佬的财富积累。
典型一例是上世纪80年代初,曾为台湾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石化之父”王永庆事业蒸蒸日上,但由于石化上游仍力主公营,蒋经国宁愿公营的“中油公司”烂到底,也不愿看到王永庆的台塑势力发展过大,便指示相关部门加以“限制”。王永庆投资《联合报》一事也因蒋经国反对搁浅,让原本已经注资的王永庆悲愤不已。当时曾盛传李国鼎对王永庆讲过一句话:“你懂不懂什么叫节制私人资本?”
政商合流:黑金政治葬送百年老店
蒋经国后期,当初频繁参加早餐会的商界大佬纷纷从政,王又曾等巨贾更是担任国min党中常委等要职,政商开始出现合流的趋势。到了李登辉时代,政商密切勾结合流,黑金政治正式登台。而这与“民主选举时代”的到来竟莫不相关。
台湾解严后,长期一党独大让国min党形象败坏,在选举中优势不断减少。为了赢得选举,国min党开始扶持有黑道背景的商界大佬,而商界大佬则通过捐政治献金、贿赂的方式报答国min党。
据台湾历史学者宋光宇在《台湾史》一书中介绍,郑太吉一度是黑帮大佬,为了抢砂石生意,曾带领手下到竞争对手家中亲自开枪打死人。而他竞选屏东县议长时,李登辉居然特地南下,在群众面前拉起郑的手,向大家“保证”郑太吉是好人,请选民投票支持。
为了赢得企业的支持,李登辉把过去水面下的政商关系堂而皇之地搬上了台面,甚至公开说:“政府的责任就是替资本家赚钱。”那个时期,台湾的文武百官与工商人士聚餐,已经让台湾民众见怪不怪。而李登辉的铁杆心腹刘泰英更成为政商网络的核心。
刘泰英运用7家控股公司,呼风唤雨近10年。当时的刘泰英权倾一时,不但可与“行政院长”抗衡,掌握着党产及“中华开发银行”,对企业界影响力更胜“财政部”。党营事业也成为拉拢、收编地方势力的工具,透过挹注金融和营造业,培植了众多特权企业。“鱼帮水,水帮鱼”,李登辉时期政商合流的景况达到极致。
综观李登辉主政台湾12年,李登辉用党产完成了许多政治工程,却因和地方派系纠结过深,被外界批评“黑金政治”在其任内达到极致。
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百年老店”国min党失去“政权”,除了因党内分裂外,“黑金政治”导致形象崩坏也是重要原因。而获得选举胜利的正是长期以追打“黑金政治”闻名的陈水扁。
政商勾结:“扁珍帝国”扭曲的交易
当年站在一捆捆钞票前不为所动、义正辞严要扫荡黑金的陈水扁,其清新的形象一度让台湾民众充满了信心。不料上任仅两年,就爆出“SOGO礼券案”,扁妻吴淑珍介入经营权之争。此后,陈水扁女婿赵建铭也因贪腐弊案,戴着手铐步上囚车。2006年,因为不满“第一家族”贪腐弊案缠身,前民进党主席更是发起了“百万红军倒扁”行动。
陈水扁主政台湾8年,初期搞政商关系可谓师从李登辉,后期则青出于蓝,政商关系从豪门巨富第一代延伸至第二代,从传统企业扩及金融与高科技领域。短短数年之间,陈水扁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政商关系网,建立了绿色政商帝国。这个复杂的政商关系网,成了陈水扁与民进党选举的重要资金来源与支持力量。(郑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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