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哲学与管理：大道与权变，宗教哲学与管理：大道与权变，宗教哲学与管理：大道与权变，宗教哲学与管理：大道与权变，

大道与权变           肖知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教授           　　《论语》二十篇中，我最喜欢的除《先进第十一》最后一章“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外，就是《子罕第九》最后这一章。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孔子说：能够一起学习，未必共同向道；能够共同向道，未必能够坚定守道；能够坚定守道，未必能够根据情况灵活权变。有一支古老的歌是这样唱的：唐棣树上的花儿开了，在风中翩飞翻舞。我哪里是不思念啊，只是距离太远了。孔子说：如果真是思念，就没有什么远不远的问题了。对此，钱穆先生评到： “此章罕譬而喻，神思绵邈，引人入胜，《论语》文章之妙，读者亦当深玩。”           　　朱熹之后，大多数版本的《论语》都将这两篇作为独立篇章，但我还是喜欢把它们连在一起读。学习管理，同样有这样几个阶段。一是认识到学习的必要性，开始学习；二是真正学到管理的道；三是能够坚持管理的道；四是还能在坚持管理大道的基础上，灵活应对各种实际情况。无论在哪个阶段，最重要的，是克服那种寻找各种借口、不敢实践、把管理大道应用到自己企业中去的畏难情绪。           　　这些年大家都在谈管理。对权术与管理的区别，业界算是逐渐建立了一些共识。权术是价值转移，用各种方法把别人创造的财富往自己腰包里放；而管理靠的则是制度、文化和价值观，走的是通过价值创造来增加社会总体福利的大道。但认识到管理的大道是一回事，是不是能在各种企业实践中坚持大道，又是另外一回事。然而，最难的还是如何在坚持大道的同时保持权变的能力。           　　一方面坚持大道，一方面又保持权变，这是不是自相矛盾的呢？中国人评价某人通达时，喜欢说他“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但据我观察，企业中的这种人往往属于那种八面玲珑的人，知道什么时候援引制度、什么时候不援引制度。如果制度可以灵活，那也就不称其为制度了。所以，这种貌似周全的评价，归根结底，走的还是人治社会、人治组织的老套路。           　　按照我的理解，要解释坚持和权变的关系，必须联系管理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也就是制度层面的管理与思想、精神、价值观层面的管理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对制度层面的管理，中国人并不陌生，譬如对企业治理结构方面的制度探索。其他方面的制度，中国虽然没有法治传统(rule of law)，但法制(rule by law)却是古已有之的东西。一些企业家甚至变本加厉，发展出一种畸形的“制度崇拜”：制度没有错；有错的话，也是由于制度不够完善、不够细致。           　　可惜制度是双刃剑，能把员工的不规范行为管束起来，也能削弱员工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更何况，情况天天在发生变化，今天的补药，明天也许就成了毒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上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完善的制度”。如果管理的精髓在于制度，那么每个管理者所要做的，只是在机场买一套“哈佛制度大全”之类，依样画葫芦就是了。           　　管理之难，难在如何因地制宜地制定一套自己的制度，更难在如何正确把握制度的精神实质，让这些具体文字、条款之后的精神实质能够在企业的各个层面一以贯之，从而使员工在以下各种情况下都能自动自发地以企业利益为准绳：在没有制度监督时，同样能恰当地处理当前的问题；在成绩成熟的时候，能将处理类似问题所形成的惯例正式化为制度；在制度变得不合理的时候，能挺身而出，顶住压力，对这些制度进行变革。           　　举个例子，丰田以其“丰田生产方式”独步天下。曾几何时，丰田公司一家的利润相当于世界汽车业十强中其他九强的利润总和。仔细研究，其实丰田生产方式的本质就是人人都是流程大师，每个人都把握一切机会来改进公司的生产和业务流程。而且，这种改进的方式本身也是一个统一的流程(改变流程的流程)：(1)发现改进流程的机会；(2)进行试验；(3)巩固成功；(4)通过鉴定；(5)在全公司范围进行推广。这种持续改进流程的能力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制度之下最牢固的基础。其本质并非制度，而是人，是广大员工对公司深刻认同基础之上的主动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优秀制度背后的精神实质，就是我们所说的管理的大道。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说，这种管理的大道，就是公司与员工、客户、业务伙伴、股东、社区等各种利益相关者，基于平等精神、契约理念和分享机制的全面合作关系。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的大量研究共同证明，人与人之间的全面合作关系，无法完全依靠完美无瑕的合同和理性的规则来实现，这也正是人类的理性必须让位于更广阔的人性的地方。也就是说，决定这种合作机制的关键，只能是合作各方的价值观、信念和预设。           　　因此，伟大的企业家和商业领袖，注定是商业文化和价值观的塑造者，甚至是商业意义的提供者，这样才能在这个合作博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伟大的合作生成者和促进者。从洛克菲勒到沃森，从松下幸之助到李嘉诚，这些被人们誉为经营之神的商业天才的共同特征在于，他们不仅自己懂得大道、坚信大道，而且能够通过亲身践行，在企业内外建立对大道的最坚定的信心，进而实现对这种大道的权变，在最大范围内实现全面合作关系。           　　“可与立，未可与权。”制度的精神高于制度，非正式制度高于正式制度。正式制度能够达到的目的，非正式制度都能达到；但建立在坚强的信念和价值观基础之上的非正式制度所能达到的管理高度，却是仅有一套完善的正式制度所难以企及的。           　　管理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企业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体系很自然地体魄合一。西方企业的竞争力就来自与他们这种体魄合一的强健体质。而我们在这里重读《论语》，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精神资源，要做的就是帮助我们的企业家，把我们的企业管理中最薄弱的魂魄环节补起来，这样才有可能达到那种体魄合一的强健体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