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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枫：从中国外交团队之囧见治理现代化之急 |
（联合早报网专稿）小游伦敦，想起一人：郭嵩焘。中国首位驻外外交官。140年前，光绪年间派驻英国、法国。此人驻外两年多即被召回。原因是被副手密告，罪状有三：一：“游炮台披洋衣。即会冻死亦不应披。” （去参观炮台，冻死都要穿洋服）二：“见巴西国王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见到巴西国王起立，有损我大国风范）三：“柏金宫听音乐，屡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在白金汉宫听音乐会，频频看节目单，装洋人范）。郭嵩焘认为，中国的落后不是武器枪炮的落后，而是全方位落后，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管理等诸多方面。驻外期间，郭著有《使西纪程》，畅言清政府应大力效仿西方的管理。然而在那个时代，睁眼看世界的人是悲哀的，因为失明者决定你的命运，还会认为睁眼者是深度失明，乃至上升到人格出了问题。这位左宗棠，曾国藩的儿女亲家，郭先生，回国后就被烙上汉奸的名声，死后也没有得到赐谥号的哀荣。
我为什么想起他？因为最近看到一些对于中国外交队伍的指责文章，以及最近几年感受到外交官们的无奈和不得不稍微拥抱民族主义情绪的状况。事实上，那些对中国外交队伍的批评声音，很多是出于那些不了解世界，不了解外交工作的人士之口，尤其是和世界接触极少的军方和草根人士，用民族主义情绪化的指责来掩盖自己对世界的无知。作为中国与世界接触的先锋团队，中国的外交队伍对世界了解越深，就越会表现出谦虚宽容，因为他们知道差别，所以他们越少民族主义情绪化。这也是为什么外交部与其他中国政府部门的官员言谈举止有很大不同。最近几年抬头的民族主义情绪基本上有一个思路，就是中国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中国就是世界老二（完全忽视人均多项排名极其靠后的事实），可以和老大叫板，更容不得蕞尔小国使绊。民意诉求的碎片化是由于民族主义情绪无战略方向的乱指责。使得一些非原则性外交事件被民族主义者们绑架，中国外交团队被动地去招架国内民意，导致处理问题时心态不稳，态度游移，工作效果反而不佳。
实际上，从中国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前所未有的频繁接触，也使得中国外交前所未有发挥了更大作用：他们是改革开放最早的探路者，是打破封锁的破冰者，也是国际地位提升的开拓者和先头部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不足与缺点也必然会暴露出来，尤其是中国外交也受到了本国和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笔者曾多次赴美国采访，并参加过美国国务院主办的多个项目交流，发现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那几栋楼里的几十个人决定的，美国民众可以说完全不关心对外关系。相比之下，中国的外交体现了“人民的外交”之理念，中国民众对外交的关注度远远高于欧美，中国外交队伍也经常聆听来自民间的声音。不过，这些凭直觉、凭兴趣、凭热血的碎片化关注对于外交队伍来说，一定要理性对待，切不可被嘈杂舆论和非专业分析模糊了方向和曾经的坚持。
当今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经济下行；美国开始新一轮全方位遏制一个想要发挥作用的中国；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恶化；多边双边关系复杂性和不稳定性也在加剧。有一股渐强的声音认为，翻译出身的中国外交队伍不能满足应对这些复杂局势的需要。确实，如今的外交队伍，与毛周时代那些不懂外语却在战争中历练出来的将军外交官，无论在格局视野，还是应对复杂局面的魄力和处理突发事件能力上都没有可比性。中国培养外交人员的制度缺陷导致培养出来的外交人员与当今需要的确很不适应。不过，正如一个习惯于中长跑的运动员，突然要求去游泳，他们的素养和经验不足以应付这样大的变化。根本原因与是否翻译出身并没有直接关系。对于从家门到校门到机关门的干部来说（这样的干部遍布各个政府职能部门），今天这样复杂的形势对所有中国公务员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书本气、教条、官僚气、创造性不够、灵活度欠缺、唯上等等这些毛病，是中国各衙门办事人员的通病。那些说中国外交软蛋和窝囊的人，你们所在的部门是不是更是平庸之辈济济，人才匮乏呢？比如司法，金融，教育，文化，卫生，科技等。外交队伍的素质缺陷与其他队伍一样，反映出的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囧境。公众对外交工作的一些批评并不等于否定外交队伍在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公民海外权益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这些批评意见是外交工作必须改革的前提。同样，对于其他职能部门的批评和监督，也是希望他们能与公众期待的距离缩小。
中共强调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要求包括外交队伍在内的所有职能部门的素质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大变化，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大变革，这些重大变化让各行各业都暴露出很多不足，都有极大的不适应，因此中国领导层才把提高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放在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作者秦枫：国际时事观察员，现供职于香港卫视，多次深入世界政治热点地区、战地和灾难中采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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