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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前瞻
发布日期：20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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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地时间5月8日晚上，第三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从白宫对面的布莱尔宫（Blair House）温暖的灯光中开始为期两天的议程。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以及财政部长盖特纳将坐在华盛顿的主人之位上，迎接他们的对话伙伴——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和国务院副总理王歧山。
双方参加人员依然延续了上届S&ED的全明星阵容。财政部长谢旭人、央行行长周小川、科技部长万钢以及商务部长陈德铭在内的中国要员如数到来，而美方大员囊括了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商务部长骆家辉和劳工部部长索利斯。
由于之前美元持续贬值，人民币汇率议题开始撤离中央舞台，更加“实惠”的市场准入议题成为了双方经济对话的焦点；而战略对话部分，巴基斯坦、南海问题与两核问题将继续成为关键话题。
与往届不同的是，在战略与经济对话进行的过程当中，中美两军交流的战略安全对话也将同时进行。中国国防部4月27日宣布，应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尔·马伦的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将于5月受邀访问美国。美方表示陈炳德将会与马伦以及美军太平洋（601099）司令部司令罗伯特·威拉德（Robert Willard）等人展开会谈。
“这是中国军方首次参加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对本报表示，“考虑到两军交流始终滞后于经济战略对话之后，这将成为本轮对话的一个新的亮点。”
安全对话：处女秀
据了解，中美战略安全对话主要包括四方面的议题：分别是核安全、空间安全、网络安全与常规安全。而网络安全将成为双方主要讨论的焦点。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H.Paal）对本报表示，美方原本希望就网络安全、导弹防御、战略武器与空间安全等四个议题进行谈判，但中方很明显更愿意去谈海事安全与网络安全。
“中国希望美军减少在邻近海域的侦察活动，同时也愿意在打击网络犯罪，免受第三方网络攻击方面寻求双边合作的潜力，但对于美方导弹防御等议题，中方似乎并不感兴趣”，包道格说。
虽然美方曾表示这次交流以更加直接，层级可以更高，但不管如何，本次安全对话是在盖茨访华之后，中美军事交流正常化过程当中的又一重大事件。1月9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到访北京，由于美国6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而一度中止的两军交流开始逐渐恢复。
上世纪80年代，中美军事关系曾有过短暂的“蜜月期”，但随着1989年后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制裁，两军交往进入停滞期。90年代后，由于台海危机、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南海撞机等事件，两军关系也时好时坏。
袁鹏认为，这一举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意义。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后会举行战略安全对话，从而形成一个战略经济对话搭台，战略安全对话唱戏的局面。
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两军不信任的情绪。有一部分人认为，军事交流只是美方获得中方情报的一种手段，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美国政治研究室主任周琪说。
战略对话：南海行为框架？
虽然中美关系在胡主席今年1月访美后停止了下滑，但远远没有回到奥巴马上台初期的蜜月期。有关于中国强势论（assertiveness）的论调依然是美国社会现对中国的主流看法。刚刚从美国考察回国的周琪表示。
2010年7月，在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公开挑战中国在南海地区的主权，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自由问题上，中美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多，且两国仍未能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权利的理解问题达成一致。
更为糟糕的是，“美国利用地区紧张来巩固与韩国和日本的联盟，华盛顿政府也在重修与某些东盟国家的关系，鼓动它们提防中国”，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表示。
但也有学者反思中国是否在2010年表现得太过于强势，从而损害了与周边国家建立起的友好关系。包道格认为，从1998至2009年，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上表现得很出色，但在奥运会与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开始自信并强势，2010年这种强势似乎达到顶峰，东南亚很多国家对中国的“强硬”感到不舒服。
“美方并没有主动行动，客观上中国在南海邻国的关系上付出了一些代价。不过从今年开始，中国开始采取措施避免用生硬的强势姿态去刺激邻国”，包道格说。
“南海问题将会成为战略对话的重点话题之一”，袁鹏表示，“去年美国利用南海问题进行了炒作，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处理南海问题时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今年双方可能会更加理性与平和地去看待这个问题，利用战略对话的机遇，开始讨论搭建一个类似于《南海行为准则》的框架与协议，更加机制性地预防紧张局势升级。”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今年三月底曾表示报告称2011年，东亚仍然继续着2010年安全问题频发的势头。他认为根本原因是区域内大国未能充分合作，共同发挥有效的领导作用，因此建议建立“中美俄东盟安全合作组织。”
虽然这一机制的可行性富有争议，但这已经成为学界与政界关注并着手处理的问题，类似的主张可能会在今年10月在巴厘岛将举行第六届东亚峰会上进行讨论，而在此之前，中美两国需要事先进行必要的沟通。
经济对话：“市场准入”唱主调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Lael Brainard近期在华盛顿接受媒体采访时将货币问题的排位明显后移。她表示，本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方主要关注的重要是商业环境的改善，包括中国的一些产业政策——自主创新，知识产权以及货币问题。双边都期待在双向投资部分有更大的进步。
袁鹏认为，人民币汇率开始由中美经济对话的焦点变为议题之一，形成多点汇合的局面。一方面是由于人民币汇率近年来按中国承诺逐渐升值，年化速度达5%，算上通涨水平，年化达10%左右；另一方面是前期美元已经持续走弱。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何茂春认为，美国不会再明显地压人民币升值或者再设定目标，但会更普遍谈到人民币货币体制的改革。
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实惠的“市场准入”问题，而这一问题是双向的。对于美国企业而言，主要的矛盾是中国的政府采购机制，而对于中国企业，则意味着赴美海外投资时遇到的障碍。
据了解，中国财政部、商务部等正在抓紧研究中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GPA）的第三次出价清单，这份清单将首次把地方政府作为采购实体纳入进来，并于今年底提交。
包道格称，美国商界会继续密切关注胡锦涛主席访美时承诺的中国GPA改革，美国企业迫切希望参与到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的地方采购当中。同时也希望中国能进一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也在努力会降低美国投资歧视政策而努力。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发布报告，中国对美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在过去五年中，增长了约25倍。但从总量来看，中国对美历年直接投资存量仅为23亿美元，相当于各国对美直接投资存量的千分之一。
“比起中美的经济总量来说，中美之间的投资量真是小的惊人”，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对本报表示，“关键原因是美国政府很难相信中国企业。”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中国人在抱怨中企赴美投资失败时，最频繁被引用的例子是华为，而美国人则最喜欢用中海油成功收购Chesapeake能源公司0.33%的股权来辩护美国的投资环境比中国开放。
史剑道认为，美国人最敏感的底线是高技术产品，也许华为很难在美国进行投资，但美国政府似乎正将资源市场向中国投资者开放，中国企业用“正确的”方式可以对这些资产进行投资，即如果只是购买整个资产的一部分股权是可以接受的。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去年美国高调谈论的对华高科技出口解禁最后落得了一个“雷声大、雨点小”的下场。“美国在高科技出口解禁方面几乎没有太大的进展，”何茂春说，“S&ED更多的是达成一种政治的意愿，而远非实质的结果。我们不期待一次能够解决复杂的问题，但每次都有小的进步，而这取决于双方妥协的结果”
“美国非常欢迎中国外国投资，包括中国投资。但是中国人也必须理解，我们在对中国利益相关议题上向前推进的能力取决于中国在美方关心议题上取得了多大的进展”，美国财政部中国战略与经济对话高级协调员David Loevinger5月5日在白宫举行的S&ED吹风会上透彻而露骨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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